巴赫金在论述复调小说的过程中还提出了在现代语言学和美学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对话”思想。可以说，对语言的对话关系的研究是巴赫金复调小说论的立论基础，而复调小说则是其对话思想在文学评论实践中的应用。不仅如此，巴赫金还将对话思想从小说扩展到人文学科领域，从不同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这个角度来规定一切文本的基本性质，使人们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关涉到人类的生存领域，从而使对话从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上升到指涉人类存在方式的本体论（存在论）高度。
首先，巴赫金首次提出了研究对话关系的“超语言学”。
众所周知，以索绪尔为代表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把语言分为语言和言语两部分，语言是具有语法规范的共同结构，言语是受普遍语言规范的具体运用。索绪尔认为，句子作为语法单位受制于言语主体在一次表述中形成的句子整体，当句子成为表述时，就拥有了交际的功能。句子和表述是对立的，表述是纯个人行为，语言体系组成单位的句子是纯社会现象，对个人的言语行为有强制性。所以，语言的普遍抽象结构是语言的本质，应该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与此相反，语用学强调研究具体语境中的个人言语行为，认为先有个人话语，后有在个人话语基础上总结出的语言规律，所以具体的语言实践和语言运用才是语言的本质，是语言学的研究课题。
巴赫金指出，以上两种语言学的偏颇之处都在于没有对句子和表述进行正确的区分。索绪尔的一般语言学重在语言的语法构成单位，如词、句子及其相互组合规律，用研究静态抽象的共时性语言规则（语法）代替研究实际运用中动态具体的历时性语言结构与类型（表述），将丰富多样、充满生机的语言现象演绎为单一、僵死的语言法则。语用学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否定语言有潜在的共同规律，过于关注琐碎的个别语言，将有机统一的语言整体理解为杂乱无章的表面现象。
巴赫金像
Audrew Robinson绘
巴赫金认为，语言的固有特征和结构规范（句子）只有在具体言语的对话使用（表述）中才能得到体现，语言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应该是语言在具体的现实实践中所形成的普遍的应用和交际规律。句子是语言的语法单位，而表述是语言的交际单位。表述作为人际间的交往方式，首先涉及说话主体，它以其他话语主体为表述对象，旨在得到他人的回答，所以，表述直接与他人表述相关，与话语以外的现实联结，具有引发他人应答的力量。其次涉及话语本身，说话主体依次进行表述，这种主体的更替从外部划分了表述的界限，而是否能对一个表述进行应答则从内部划分了表述的界限，这两方面共同确定表述有一种特定的完结性。
巴赫金指出，语言表述遍布于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人类开拓了多少活动领域，表述就有多少种性质和类型。表述只存在于某个人类活动领域中单个人的具体话语形式中，每种表述都因人而异，但是任何人在具体表述时都需要选择适应表达意图的说话方式和风格，从而，每个相同领域中的不同的人在使用语言时形成相对统一和稳定的表述类型，这就是语言体裁。语言体裁既有总体规范作导向，又不乏应用语言的生动具体。具体话语在静态结构上需要遵循语法规范，在动态交际中又需遵循话语体裁的要求。在巴赫金看来，忽视语言形式在具体语境中的存在方式，是普通语言学的缺点。
巴赫金的语言学思想具有辩证性和综合性。与索绪尔的抽象语言学只关注语法不同，巴赫金重视语言交际中的问答形式；与语用学只关注一次性的具体表述不同，巴赫金强调这种具体表述共有的稳定结构。巴赫金的语言学关注语言的实际运用和个体的话语交际，而对话作为言语交际的经典形式自然成为研究的核心。他说：“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不过语言学仅仅研究‘语言’本身，研究语言普遍特有的逻辑；这里的语言，仅仅为对话交际提供了可能性。而对于对话关系本身，语言学却向来是抛开不问的。这种对话关系存在于话语领域之中，因为话语就其本质来说便具有对话的性质。所以，应该由超出语言学而另有自己独立对象和任务的超语言学，来研究对话关系。”[11]对话涉及问—答、肯定—否定、赞成—反对、命令—执行，这是普通语言学没有也不可能触及的。在巴赫金的视域里，问答等一系列关系既不存在于语言体系中，也不存在于个体表述的内部，而是存在于不同的语言表述单位之间。于是，巴赫金提出了同时超越普通语言学和语用学的“超语言学”。所谓超语言学，“研究的是活的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说它超出了语言学范围，是完全恰当的），而这种研究尚未形成特定的独立学科……无论语言学还是超语言学，研究的都是同一个具体的、非常复杂而又多方面的现象——语言，它们两者应相互补充，却不该混同起来。”[12]显而易见，巴赫金这种着重研究人际对话关系的“超语言学”是巴赫金对语言学理论的独特贡献。
其次，巴赫金揭示了话语表述的对话性。
巴赫金认为，个人的语言经验是在与他人的语言交际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个人意识首先在周围的他人话语世界中产生，这时个人的思想观念与他人话语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然后再分离出来形成自己的语言经验。这一过程表明，任何个人意识总是与他人话语联系在一起，用以表达个人意识的话语由此也必然与他人话语相关，个人话语经验的形成过程就是理解和掌握他人话语的过程。这就是话语表述的对话性。
巴赫金概括出话语表述的对话性的两种基本表现：一为语言交际是多种思想相互交流的过程，这些思想彼此熟悉，相互反映；二为每一种个人的话语表述都因为具有语言交际的共同特点而与其他表述相联系，它总是言语交际领域中其他表述的应答性反映。这种对话性具体表现在说话人的遣词造句上，就是他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考虑：“一方面，这些词语应能表现他的理解，他同时希望别人也这样理解；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别人可能怎样理解这些词语。在这里，他人的语气不过初露端倪，却已经在他的言语中引起了种种解释或停顿。”[13]
巴赫金把语言体裁总体上分为独白和对话两种，并阐述了二者的区别。他指出，在独白式话语中，作者的“我”是以可以包容一切的代词出现的，就像裁缝有权任意裁剪布料一样，作家可以随心所欲支配作品的思想和语言，作品的思想和语言是作者的思想和语言的外化，作者话语的单一性消解了其他话语的丰富多样的他性（otherness），作者思想的权威掩盖了其他思想的产生。而在对话式语言中，作者的“我”只是参与作品对话的普通一员，对话借助狂欢化引入充满活力、丰富多彩的方言，克服了书面文学语言的保守封闭因素，将“客体化”的单一的社会—典型话语和多样的边缘—方言话语有机地融为一体，为多种思想的共生提供了有效保证。这种区分，构成了他区分独白小说与复调小说，进而阐述复调小说“多声部”特征的理论根据。
再次，巴赫金将对话扩展为一切文本所具有的特性，扩展到整个人文学科领域。
巴赫金运用符号学观点分析语言文本，认为文本的意义分为两部分：一是可复制的符号意义，语言符号隶属潜在的语言体系，它的使用规则和由此产生的意义由约定俗成的语言体系决定，因此语言的符号意义在使用者之间达成共识，能够重复传达；二是不可复制的语义，文本经由作者创作供读者阅读，作者、读者和文本都存在于具体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之中，带有个人生活世界的特定色彩，因而文本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独一无二，不可重复。不可复制的语义才是文本之间相互区别、彰显特性的根本要素，它只有处在由其他各种文本组成的链条中，并与其他文本构成对话关系时，才能被揭示。这样，对话关系不仅是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这种具有固定特征的文本才有的性质，它是一切作为表述的文本都可能进入的关系。因为，一切可以在表述中实现的含义都可能相互联系。
巴赫金重点论述了人文学科“理解”的对话性。他指出人文学科的对象包括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两个方面，强调这两者的同时共存和相互作用。他认为，以理解为纽带联结起来的两个主体，不仅在意识上相关联，而且在主体存在于其中的世界相关联。在此意义上，理解文本包括两方面：由作者反映的读者的反应和读者正确反映作者的反映。“我不能没有别人，不能成为没有别人的自我，我应在他人身上找到自我，在我身上发现别人，我的名字得之于他人，它为别人而存在，不可能存在一种对自我的爱情。”[14]作品是客观世界中作者意识的反映，当读者阅读和理解作品时，他是透过作者意识这面镜子观照到自己的意识。巴赫金认为，任何自我认识都是借助他人实现的，同理可推，作者的意识也是通过读者正确地反映文本，即正确反映作者的反映才能达到。
在巴赫金看来，“理解”活动唯有依靠对话才能进行。人际的语言交流，由于说话双方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分属不同阶层，在言谈中需使用不同的言语体裁和风格，造成了理解的阻隔和误解。当双方都摆脱了现实等级和世俗偏见，趋向完全融合，就能丢开一切语言禁忌，使理解畅通无阻。“对人作冷静的、不动声色的分析，是不可能掌握人的内心世界，不可能看清他、理解他的；通过与他融为一体、移情其身，也不可能把握他。这都不行。只有通过与他交际，采用对话方式，才能够接近他，揭示他，准确些说是迫使他自我揭示……只有在交际中，在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中，才能揭示‘人身上的人’，揭示给别人，也揭示给自己。”[15]因此，对话是理解的根本途径，真正的理解建立在双方充分平等和信任的基础上，从而揭示出各自内心深处的隐秘。
巴赫金进而将对话提升为“目的”本身。他指出，文本中的对话“不是作为一种手段，而是作为目的本身……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际。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结之日。因此，实际上对话不可能、也不应该结束。”[16]不仅文本中的对话不可终结，而且人的存在和现实世界中的对话都不可终结，因此，以对话为本质和手段的理解活动也永远不可终结。只要生命存在，理解就始终伴随着它，理解活动是生命的一种本质活动，也是以生命为关注对象的人文学科的根本方法。
这样，巴赫金将对话思想从单纯的小说理论扩展到整个人文学科的文本领域，对话由此上升为哲学和美学的概念。
又次，巴赫金将对话思想应用到小说研究、特别是建构复调小说理论上。
他提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中有两种不同语言类型，即大型对话和微型对话，并对它们的结构方式分别加以分析。
大型对话涉及小说结构和人物关系结构。巴赫金认为，在现实中，人与世界的沟通认知，人与人的交流理解，自我意识的矛盾复杂，都是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这构成了生活世界的大型对话。小说作为对生活世界的艺术性反映，更典型集中地体现了生活世界的对话特征。在复调小说中，如同音乐中的对位法，小说的主题思想、情节结构、人物关系等不同成分之间也形成一种对位，围绕着小说思想这同一个主题，不同的声音各自有着不同的唱法，形成多声部的复调结构。不同的调子既可以一个向另一个过渡，如《地下室手记》；也可以采用平行性的结构，如《白痴》。在复调小说中，大型对话是通过引进不同的语言类型来实现的。“不同指向的双声语，尤其是形成内心对话关系的折射出来的他人语言，即暗辩体、带辩论色彩的自白体、隐蔽的对话体”，形成不同的语言类型，这些“纷繁的语言类型经常处于突然的交替之中，出乎意料地由讽拟体忽然转为内心的辩论体，又由辩论体转为隐蔽对话体，再由隐蔽对话体转为仿格体（摹仿普通生活中平稳安宁的格调），由这里重又转向讽拟体的讲述，最后归之于极度紧张的公开对话”。[17]这些语言类型共处一个对话中，形成语言上的波澜起伏。
微型对话建立在人与人的对话关系、人的自我意识的双重性的基础上。小说主人公的自我意识既面向自己，又面向他人，从而形成“双声语”，形成主人公之间、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之间紧张对立。在作品的结构当中，微型对话交织在模糊不清的线索中，从而能展示出人物内心的复杂性、意识的多层次性。就主人公来说，绝对的孤独是虚幻的，每个人都必须借助他人而存在，在他人的意识中见出自己的形象，通过他人的眼睛观察自己。在未和他人发生联系前，每个人对自己只能产生零星、散乱的感知；当和他人发生对话后，他人就像拉康所说的那面婴儿面前的镜子，将这种零散感知完整地反映出来，使每个人获得完整的自我形象。就自我意识来说，个人内在的矛盾心理、复杂意识相互斗争，相互质询，相互引发，相互揭示，在不同因素的众声喧哗中呈现出自我意识最隐晦幽暗的本质来。正如巴赫金所说，“到处都是公开对话的对语与主人公们内心对话的对语的交错、和音或间歇。到处都是一定数量的观点、思想和语言，合起来由几个不相融合的声音说出，而在每个声音里听起来都有不同。”[18]不论是主人公之间的对话还是自我意识之间对话，都在这种公开对话与内心对话的交错对位中得以实现。
在谈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对话形式时，巴赫金提出了“双声语对话”的概念。他认为，陀思妥耶夫基对话的基本公式是：通过表现“我”与“别人”的对立来表现人与人的对立。这种对话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人物之间的对话，另一种则是人物自身内心的对话。这后一种对话往往又有两种表现形式，即自己内心矛盾的冲突和把他人意识作为内心的一个对立的话语进行对话。这两种具有不同指向性的对话，被巴赫金称为是“双声语对话”。这类对话是复调小说的主要艺术手段。在长篇小说《罪与罚》中，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充满了与自己以及其他人物的双声语对话。这非常明显地反映在他的叙述语言之中。他常喜欢用“你”字同自己说话。他爱挑逗自己、折磨自己、挖苦和嘲弄自己。他在收到母亲的来信，知道卢仁提亲后，不但没去安抚自己不安的心灵，反而去刺激、嘲弄它：“不让这门婚事成功，你有什么办法呢？你去阻止吗？你有什么权力？”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世界总是塞满了他人的语言，这里有母亲的来信，马尔梅拉多夫、卢仁、杜涅奇卡、斯维德里盖洛夫的话，也有他转述的索尼娅的声音。他的心灵与这些话语进行着一连串生动而激烈的争辩。每一个人物的话语都代表着某种生活目的和思想立场，是在令他苦恼的问题上代表着某种解决办法，而这些解决办法又与他自己做出的决定相对立，这样每句话语都触及到他的痛处。这些话语同处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意识之中，相互渗透、相互呼应、相互交叉、相互交锋。主人公的内心活动的轨迹恰恰就延伸在与这些话语的激烈争辩之中，这就形成了他的双声语对话。
总之，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中，主人公意识很少是意义自足而独立的，常常是与其他人的意识相互依存的。主人公的每一想法、每一感受都拥有内在的对话性，具有辩论的色彩，充满对立的斗争或者准备接受他人的影响，总之不可能仅仅囿于自我意识，老是要左顾右盼，看别人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们，如“地下室人”、拉斯柯尔尼科夫、伊凡·卡拉马佐夫、娜斯塔谢·菲里帕芙娜、斯达夫罗金等，他们的每一个思想都仅仅只是一场未完成型对话中的一个话语，不同话语间的对话就形成了复调小说的基本结构。巴赫金以为，这种“对话”结构恰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的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