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后现代精神分析”的界定
霍兰德早年曾受训于波士顿精神分析学院，系统地学习过精神分析理论，可以说，他对传统的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非常熟悉。霍兰德受弗洛伊德的影响最大，对弗洛伊德的研究也最深入，他甚至还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弗洛伊德本人进行过深刻的精神分析。霍兰德认为，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将科学和艺术结合在了一起”[1]，并为人文科学找到了一个普遍的潜意识基础。在霍兰德看来，离开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我们就缺乏艺术批评的武器，对美学、艺术理论的建构将寸步难行。
但是另一方面，霍兰德又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经典精神分析学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特别是已经分裂成种种不同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比如目前有英国精神分析、法国精神分析或者南美、奥地利，加利福尼亚、纽约精神分析，甚至还有英国精神分析A组、B组、C组等。此外，从释义学的角度出发，弗洛伊德的患者有弗洛伊德似的梦境和弗洛伊德似的症状，荣格的患者有荣格似的梦境并对荣格的释义作出反应，也就是说，弗洛伊德的患者证实弗洛伊德的理论，荣格的患者证实荣格的理论。因此，霍兰德批评道，早期的精神分析家全然不知道这些，不知道对象的复杂性，不注重对当下接受者的反应心理进行个案分析。
因此，传统的精神分析学科需要发展，以面对不断变化发展的世界，以解释不断拓宽的艺术风格。霍兰德说，事实上，20世纪的文化史，甚至包括科学领域已经经历了从前现代、现代到后现代这样一系列的运动。所谓“前现代”，它标志着艺术在性和社会经济两方面，从19世纪传统题材转入新的题材。如加兰德、康拉德、罗兰的小说，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它们将文本视作表现其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第二阶段则是“现代主义”的鼎盛时期，这时艺术成了自主的结构，以其自身为目的，无所指称，无所体现，它是表现性的，抽象的。文学创作方方面以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为代表，文学批评领域以新批评学派为代表，他们将文本视为其自身的目的。而在“后现代主义”时期，“艺术把艺术作品与艺术家、艺术作品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作为其主题”。[2]布莱希特、尤奈斯库的戏剧，欧普艺术（Op Art）、大众艺术等就表现了这种旨趣。
霍兰德认为，精神分析也经历了从前现代到现代鼎盛时期再到后现代这一类似的发展过程。弗洛伊德首先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性所保持的缄默，他关注的是人们体验中本能的一面：梦境、笑话和口误。可以说，精神分析是在前现代运动中开始的。接着，弗洛伊德很快把精神分析带入现代鼎盛时期。在这个阶段，精神分析本身或其各不同实体被视为自足的，有其自身目的的某种东西，就像一幅米洛（Miro）的抽象画，或者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一首诗。比如，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石——人的无意识就是一种独立自存的东西，就像人的躯体的器官一样，具有某种功能或活动。霍兰德说，弗洛伊德谈到无意识时，仿佛它是某种地方或场所，仿佛无意识是一只水桶，我们可以将情感或力比多从中倒进倒出。尽管弗洛伊德后来用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个新概念修正了自己的理论，但这三者仍然是有其自身目的的、自足的功能性实体概念。“弗洛伊德本人并未进一步将精神分析推向后现代主义”[3]，后来，只是通过梅拉尼·克莱因（Meliane Klein）、瑞奈·斯必兹（Rene Spitz）等人对人生早期阶段的探索，通过W·R·D·费边（Fairbain）、D·W·温尼科特（Winnicott）等客体关系理论家的探讨，传统的精神分析学才逐渐走向后现代主义。
霍兰德无疑是一位后现代精神分析学家，事实上，他对后现代精神分析学的界定也是从他自身的理论建构出发的。霍兰德一向注重把个人反应当作精神分析的对象，他自己也承认：他的真正兴趣从来没有离开过读者反应问题，“即用精神分析和认知心理学来探索读者与作品之间的空间，文学体验就是在这一空间中创造出来的”。正是因为如此，霍兰德的后现代精神分析又被称为读者反应精神分析批评。从读者反应的角度出发，霍兰德说：“后现代主义已义无反顾地转向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4]传统的精神分析是“研究每张人皮内的个性的科学，而后现代精神分析研究的则是存在于人皮之间的人之个性”。[5]霍兰德总结道，后现代精神分析是一门释义学科：“它帮助我们释义做一个人是怎么回事；做一个与他人有关系的人，又是怎么回事。精神分析使我们能探索我们自身与周围他人他物之间的那个空间，其中也包括其他学科和领域。从这样一种广泛的意义而论，后现代精神分析堪称是其他一切学科的基础，它是释义本身的艺术。”[6]
二 以“本体”为基础的人格理论
“本体”思想是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石。霍兰德所讲的“本体”，不同于通常我们在哲学、美学学科中所理解的本体概念。弗洛伊德之后的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为了寻求对于人类个性更好的解释，开始把“本体”概念引进精神分析学。埃里克森最早引进这个词来表示“本体意识”，如个人自己的意识、他人的意识、个人自己对他人意识的意识等。但是对霍兰德影响较大的还是后来H·利奇帕顿提出的“原始本体”概念。利奇帕顿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受海德格尔的影响比较大。他认为，原始本体是在我们每个人出生后的头一年中，由婴儿和母亲通过相互满足对方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母亲具有某种需要和个人风格，婴儿也把他（她）从基因发展而来的某种风格带进两人的关系中去。为了婴儿能存活，这两种风格必须相处融洽，而这种融洽便在婴儿身上造就了一个人的原始本体，即“一个必然居于所有其他心智发展之前的零点”，“一个不变量，它的变异将会向各发育序列赋予一个不变的内部形式和核心”。[7]
在此基础上，霍兰德指出，本体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即“把一个人理解为一个主题及诸多变体”，“理解为人格的同一与不同之间的辩证统一”。[8]这就是说，我一直在变化，但无论我有多少变化，始终存在着一个连续的我，这就是贯穿于一切变化中个人的风格，这就是经历所有变化而保持恒定的那个我。这个连续的我，就是每一变化的语法及实际主语。打个比方说，我可以不从事文学活动，不搞文学理论，而改行做商人，然而我却会以相同的基本风格来从事这两项活动。事实上，正是由于存在着一个连续的我，它有着一种个人风格，我们才能将我身上的变化视之为变化。我们是凭借同一性来认识不同的，同样，我们也是凭借不同来认识同一的。人格中的这种同一的主题与不同的变体之间的关系，就如音乐中的主题与变奏一样。但是人格的这种同一性，提供了整个人的概念，形成了个人不同的性格或风格，因为它就是一个人的本体。
本体思想的形成，表明了霍兰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后现代性，因为它彻底推翻了传统精神分析学的核心理论——俄狄浦斯情结。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发育最重要的阶段是所谓的对抗时期。该时期始于孩子三岁左右，孩子为了获得父母的爱而和他（她）们发生对抗，男孩会向父亲挑战以赢得母亲，女孩则向母亲挑战以赢得父亲。这种性的、自然主义的、俄狄浦斯的三角关系，将决定人一生所有的喜好及选择，决定人一生所有的关系形态。而“本体”理论指出，对一个人最为重要的时期并非孩子三岁左右，而是作为婴儿的最初几个月。婴儿初生时并不知道自我和他人他物之间的界限，因为婴儿完全依赖于某个人，如母亲或“初始养育者”，所以此时婴儿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全面的关系，而并非指向特定的某个人。这种全面的关系与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对抗”中所发现的爱恨三角关系是全然不同的，它所产生的感觉犹如—个神秘主义者或诗人被卷入永恒之中时的感觉，它就像爱情本身，而非爱上某个人。婴儿的这个早期阶段之如经典俄狄浦斯阶段，正如迈锡尼文明之与一千年之后的古希腊文明。可以说，婴儿早期阶段恰恰是“俄狄浦斯对抗”的潜在基础，而正是在这一阶段，我们培育了我们所拥有的最个人、最核心的东西，即我们的本体。
“本体”理论蕴含着以下三层基本意思：“第一，我们是在适应或赞成头一位哺育我们的人时所获得这一风格的；第二，这一风格是所有未来成长的母体，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个人一切日后体验的本体之最内层的核心；第三，维持原始本体的需要是人的最深刻的动机。”[9]对动物来说，本体是以固定的本能表现出来的，鸟类或蜜蜂至死都会遵循各自的本能。但我们的本体不是由本能赋予的，而是由婴儿期所接受的爱和养育感化成的。所以，本体理论给了我们一种方法，使我们能够在物种和文化的普遍性内说明人的个性，我们因而能理解一个“什么东西”是“怎样”变成“谁”的。
这样，本体理论就丰富了精神分析的动机理论。弗洛伊德曾提出一个“二阶”理论来解释人类生存的动机，即人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后来他又讲到人的死亡本能。但是在霍兰德看来，“生物体最基本的动机是保持其本体。事实上，我们甚至宁愿死也不愿放弃我们自己认为是自己生存最基本的那些东西。本体是如此深刻，如此牢固，倒是它确定了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10]霍兰德借此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历史上所有的文学家自杀的现象。他说，所有的文学家的自杀，都具有同样的本质动因，即他整个本体和生活风格导致他为了“牺牲”来自内部及外部需求的快乐和痛苦，而在生活提供的一切可能性中选择死亡。
以本体为基础的人格理论，同时也破除了传统精神分析学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所作的那种简单的二元结构的理解。因为在原始本体形成时期，孩子的世界尚未分化，孩子的存在就意味着世界，意味着母亲，母亲的存在也意味着孩子，所有的自我和所有的客体都互为依存。于是，主观与客观之间那种分明的、不可动摇的分界线模糊了，瓦解了。这样，“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它们不再相互排斥，而成为一个更为普遍的本体再创造原则内，向自己和他人释义的不同原则组合”。[11]总之，以本体为核心的后现代精神分析理论成了霍兰德追问世界、探寻自我以及考察文学的一把重要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