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批评是与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分不开的，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高涨，直接引发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第一次浪潮出现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期，以1920年至1928年美英妇女获得完全的选举权为达到**的标志。60年代后，出现了第二次女权运动。这次女权运动的大背景是法国和西欧的学生造反运动，以及美国的抗议越战的和平运动、黑人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和公民权运动。欧美政治斗争的风起云涌，成为这次妇女解放运动的直接导火线。这次女权运动已超越了第一次女权运动争取妇女财产权、选举权的范围和目标，逐步深入到就业、教育、福利和政治、文化各领域，并努力上升到对妇女的本质和文化构成的探讨，“它包括一名妇女应是什么的真正问题，我们的女性气质和特征怎样界定，以及我们怎样重新界定的问题，它包括反对妇女作为供男性消费的性欲对象的战役，反对色情描写、强奸等暴力形式；妇女解放运动关心妇女的教育、福利权利、机会的均等，工资、工作环境选择的自由，妇女有了孩子后的生活、是否要孩子以及什么时候要孩子的权利；关注父权制的压迫方式，它和阶级及种族对妇女的压抑等”。[1]显然，这次女权运动的深广度远远超过了第一次。
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女权主义批评应运而生。它首先发现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的存在，如在作为主流文学的男性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性别歧视存在；就是女性作家的作品，多数也受到男性中心话语的控制，从而对之加以批判。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正是这样依托着争取女权的政治斗争的强大动力而发展起来的，它同时又反过来为女权政治运动提供了独特的思想武器，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正如女权主义批评家艾德里娜·里奇所说：“政治观点与人们强调的文学新观点之间呈现一个清晰的动态；没有日益发展的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的学术运动就不会迈出第一步”[2]；巴巴拉·史密斯谈到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时也说，它“合乎逻辑地起源于黑人女性运动，同时又为参加运动的妇女贡献自己的思想”。[3]
女权主义批评的形成不仅有当时现实的社会和政治背景，而且也有其文学理论、批评方面自身的思想来源。正如肖瓦尔特所说：“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它的另一个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4]这种思想来源大致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60年代起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发生重大变化和转折，给女权主义批评提供了理论思路和方法上的多方面启示。20世纪20、30年代起，英美等国一直是新批评和其他形式主义批评占主导地位；50、60年代，法国以索绪尔语言学为基础的结构主义理论取代存在主义而盛行。但自60年代后半期起，新批评和其他形式主义日益捉襟见肘，结构主义也向后结构主义迅速转变，阐释学及随后的接受美学异军突起，消解了作者、文本的权威，新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影响日增。女权主义批评正是在整个文学理论、批评发生这样一种深刻变动的时刻出现的，它顺应了这种变动，多方吸收各派的理论营养，从中获得了有力而多样的思想武器。譬如，一些女权批评家冲破了新批评的形式主义方法，注意吸收被新批评所摒弃的作家生平资料，并重视进行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分析；对新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帮助她们洞察妇女自身的地位及女性文学与阶级、种族斗争的密切关系；解构主义则为她们消解文学创作和作品中的男女二元对立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二是女权主义批评还继承了一些重要先驱者的理论创造。20世纪前半期，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法国的西蒙·德·波伏瓦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弗吉尼西·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年）是著名的意识流作家。她不但在创作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为女权主义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出版于1929年的长篇论文《一间自己的屋子》及其他一些文章，以宏大的历史目光和开阔的思想视野，对女性文学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思考，给当代女权主义批评以多方面的启迪。（1）她肯定了女性文学有不同于男性文学的独特题材、语言、风格等，并努力寻找妇女自己的文学传统。她追述了18世纪以来以阿弗拉·贝恩为代表的许多妇女作家长期遭到排斥和遗忘的事实，并以自己的切身体验肯定了这些女前辈所开辟出来的文学道路，从而为妇女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中争得了一席地盘。这初步体现了对传统男性中心论文学史观的反叛。（2）她明确提出“双性同体”的思想，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5]，这种双性和谐合作是文学创作成功的重要保证。这个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同男性中心的单一批评标准相对抗，而且也可看作是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一种最初尝试。（3）她对妇女创作的考察常常注意从她们的经济地位、社会阅历、文化教养等入手，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不仅广泛的生活经验之门对妇女关闭，而且法律和习俗也严格限制了她们的感情生活[6]，这是妇女创作难以发展的根本原因。这种社会学批评，既抨击了男权中心社会对妇女创作的压制，又在方法论上直接启发了当代女权主义批评。
西蒙·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ior，1908—1986年）出版于1949年的著作《第二性》，主要讨论妇女的生存状况，后被奉为“女权主义的宝典”。该书上卷深入探讨了女性的生活、地位和种种神话，下卷主要说明当代妇女从少到老的实际生活经历，研究她们的共同身心状况和生存处境，提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7]这个“女人形成”论无论在观念还是方法上都对后来全世界的女权运动发生了重要影响。该书从存在主义观点出发，对蒙泰朗等五位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作了精辟的剖析。波伏瓦认为，在蒙泰朗的作品中，男人是超人，女人只是作为低下的参照物来证明男人的高尚，这是一种因果的颠倒；劳伦斯的作品虽在性上肯定了男女的完美结合，但其中男性是引导者，女性只能充当被引导者，这是变相的男性骄傲；在克劳代笔下，女人更接近上帝，但她只是用来拯救男人的工具；布勒东虽对女性竭力赞美，但仍将女人看作男性之外的另一性；司汤达的作品能用更加人性的眼光来看待妇女，但最终女性仍须依附于男性。这样，波伏瓦就首次较系统地清算了男性作者的文学作品所虚构的种种“女人的神话”，批评了他们对女性形象的歪曲表现。严格说来，波伏瓦的这种分析还只是静态的，但却为后起的女权主义批评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作为先行者，伍尔夫和波伏瓦的思想中都还存在不少矛盾，如伍尔夫对妇女作家作品中的性别意识较强略有微词，认为这会损害文学的美学风格；波伏瓦有时又用男性的文学批评标准来衡量、评价女性的文学作品；等等。但总的说来，她们在思想观念和批评实践上，都为女权主义批评树立了榜样，开辟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