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早期，其代表人物为凯特·米勒特；第二阶段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有卡普兰、英尔斯、吉尔伯特、格巴、肖瓦尔特等人；第三阶段是80年代中期以后。
凯特·米勒特于60年代末推出了标志着女权主义批评正式诞生的重要著作《性政治》，该书从男女生理差异出发，重点揭露男性中心文学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抨击传统的“**批评”，进而批判男性的父权制社会。作者选用文学作品作为性政治分析的依据。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性政治，重点揭露在两性关系中，男性拼命维护父权制，控制和支配女性的政治策略和行为，表达了作者对性别之间权力关系的认识；第二部分“历史背景”，概述了19至20世纪女权斗争及其对手的命运；第三部分“文学上的反映”，集中剖析在D·H·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和让·热奈特四位作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性别权力关系，即大男子主义的性暴力和女性的受压迫、遭损害，并对四位男性作家的“**崇拜”态度给予了严厉批评。米勒特主要是从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在性别权力关系中所处的受支配、奴役的地位入手，来揭露父权制社会男性控制、支配女性的政治策略，其重要性在于首次引入了一种女性阅读的视角，“我们第一次被要求作为女人去阅读文学作品，而从前，男人们、女人们和博士们，都总是作为男性去阅读文学作品”。[8]
锡德妮·简尼特·卡普兰1975年发表了《现代英国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作者以20世纪前期英国小说、主要是多罗茜·里查森、伍尔夫等女性小说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并揭示了女性小说发展同20世纪第一个十年第一次女权运动高涨的内在联系。作者并认为，如果打破传统研究视角，从女性作家角度来审视，也许能对某些文学史现象作出全新的解释。譬如对现代主义，一般文学史著作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工业化的高速进程带来的普遍异化感、文学中实验方法的兴起和对维多利亚主义的反叛等角度加以描述。但作者却别出心裁把现代主义的形成与女权主义运动联系起来考察，她举英国重要的现代主义文学刊物《自我主义》为例，指出它是从女权主义杂志《新自由妇女》发展而来的；再如现代主义力作《荒原》、《太阳照样升起》等在文体、风格和结构等方面的实验，与女权运动带来的男女两性关系的新变动及性觉醒、性**等，都有密切联系。这就不但提高了女性文学的地位，而且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艾伦·英尔斯1976年出版的《文学妇女》首次描述了女性文学写作的历史，她逐个研究分析了从18至20世纪英、美、法“伟大”女作家简·奥斯汀、哈利耶特·比切·斯托、乔治·艾略特、夏绿蒂·勃朗特、薇拉·凯瑟和G·斯泰恩等人的创作，把她们看作是富有生命活力的女性写作的先驱，认为她们的作品汇成一股与男性主流文学传统不沾边却同样不断前行的湍急而强大的潜流，一种女性写作自己的传统，女作家们可以从中汲取力量和信心。该书还考察了女作家之间的友谊和共同兴趣，认为正是男性社会的拒斥促使女性作家互相关注，交互阅读作品，这有助于女性创作的进步，作者指出：“对女作家来说，那种通过简单地从男性文学成就中汲取营养的做法已被阅读相互的作品取代，已被一种密切的交混回响的阅读所代替”[9]；“就以奥斯汀为首的女性作家而言，女性文学是她们的主要传统”，即使到了20世纪，“妇女好像仍然从加入在不断扩展的女作家的队伍中获得好处”。[10]在英尔斯看来，进入20世纪以来，女性写作的传统正日趋壮大，影响也逐渐扩大。该书在方法上，也突破了新批评把文本看作封闭系统的形式主义框架，对女作家的生平、传记和个人情况十分重视。该书的缺点是略嫌零乱、不系统，但它作为率先寻找、探讨女性写作传统的开拓性著作，对后起的女权主义的文学史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于1979年推出了她们的女权主义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该书一方面研究了西方19世纪前的男性文学中的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妇，揭露了这些形象背后隐藏着的男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作者指出，从但丁笔下的贝雅特里齐、弥尔顿的人类之妻、歌德的玛甘泪到帕英尔的“家中的天使”等都被塑造成纯洁、美丽的理想女性或天使，但“她们都回避着她们自己——或她们自己的舒适，或自我愿望”，即她们的主要行为都是向男性奉献或牺牲，而“这种献祭注定她走向死亡”，这“是真正的死亡的生活，是生活在死亡中”。[11]作者认为，这种把女性神圣化为天使的做法，实际上一边将男性审美理想寄托在女性形象上，一边却剥夺了女性形象的生命，把她们降低为男性的牺牲品。作者又分析了男性作品中的另一类女性形象即妖女或恶魔，如斯宾塞笔下半人半蛇的Errour、莎士比亚的高奈瑞尔和丽甘及萨克雷的贝基·夏普等形象，认为她们体现了男性作者对不肯顺从、不肯放弃自私的女人的厌恶和恐惧，然而，这些女恶魔形象实际上恰恰是女性创造力对男性压抑的反抗形式。可见，在吉尔伯特和格巴看来，历来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天使还是恶魔，实际上都是以不同方式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这反映出父权制下男性中心主义的根深蒂固和对女性的歧视、贬抑。该书另一方面又分析了从简·奥斯汀到爱米莉·狄金森等19世纪女作家的创作，探讨了她们采取的在遵守父权制文学标准的方式下向父权制发起挑战的复杂而微妙的写作策略。该书举出当时许多女作家作品中都出现了像夏绿蒂·勃朗特《简·爱》中的疯女人那样的形象、而这些疯女人形象就是被压抑的女性创造力的象征，也就是向父权制叛逆的作家奉身，然而，这一反抗男权中心的思想和意义却是在表面顺从男权主义的形式下实现的：“这类作品的表层含义模糊或掩盖了更深层的、更不易理解的（更不易为社会所接受的）意义层次。这些作家以遵守和屈从于父权制文学标准的方式，获得了真正女性文学的权威，这是一种何等难以完成的任务啊！”[12]概而言之，该书不但批判了男权文化下被歪曲和压抑的女性形象，而且以一种新的女权视角重新阅读并阐释了19世纪一些著名女性作家的作品，对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完善起了重要作用。
伊莱恩·肖瓦尔特是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的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重要代表之一。她第二阶段的代表作为《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1977年）。该书与英尔斯等人在观点上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不再把女性文学传统仅仅看成少数几个“伟大”女作家及其作品的突现，而认为女性文学传统是持续的，既有青史留名的大作家，也有更多被湮没的一般作家，应该同时注意到历史上“女作者的文学声誉稍纵即逝的现象”和“一小群女作家在世时几乎不停地在文学上走红，身后却从后世记录上消失”这样的事实；由于60年代以前忽视这些事实，造成“每一代女作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发现自己没有历史，而不得不重新寻找过去，一次又一次地唤醒自己的女性意识”。[13]作者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描述从勃朗特时代起到当今的英国小说中的女性传统”[14]，以填平奥斯汀、勃朗特、艾略特、伍尔夫等人作家之间的断裂和鸿沟。由于发掘了许多长期被湮没的英国女性创作资料，有力地展示了女性文学的持续不断的传统，该书被称为女权主义“划时代的著作”。[15]该书另一贡献，是把女性文学传统看成一种“文学的亚文化群[16]，并根据亚文化的共性，将女性作家的创作分为女人气（1840—1880年，模仿主流传统的阶段）、女权主义（1880—1920年，反抗主流传统的价值、标准，争取自己独立价值和权利的阶段）和女性（1920—今，摆脱依赖对立面而转向内心、自我发现的阶段）三个阶段，而对女性阶段的创作最为肯定。这部著作在理论和史实两方面都对女性文学史研究有较大突破。肖瓦尔特出版于1985年的《女性之病：妇女、疯狂与英国文化，1830—1980》，虽不是文学批评专著，但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仍有深化，作者借用精神病学和文化理论，讨论了英国文学、文化传统中女性生理、心理上的内在连续性，是女权主义批评在文化领域的延伸。她1991年出版的《姐妹们的选择：美国妇女写作的传统和变化》，是英美派第三阶段的代表作之一。该书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注意了以前女权主义批评所忽视的种族因素，书名中“姐妹们的选择”就是美国黑人妇女缝被子时的一种图案。该书专门研究美国女性文学历史，书中仍然贯彻了她早先的女性亚文化的观点，强调“确实存在不同的妇女文化，这是妇女在生育、养育子女中的相互帮助，是她们分享情感，甚至是她们之间产生的比同她们的丈夫在一起时更强烈的情欲”。[17]她从这种女性亚文化视角，研究了美国女性创作中的各种主题、形象、文体、文化实践和历史选择，内容广泛，涉及女性哥特小说、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凯特·肖班的《觉醒》、爱丽丝·沃克的《紫色》等美国女性文学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并高度赞扬美国女性创作产生了“我们自己的文学”，宣称由此“我们的新文学史开始了”。[18]肖瓦尔特的这些研究，也显示了女权主义批评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她的《走向女权主义诗学》在这方面也有所开拓。在该书中，肖瓦尔特以哈代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开场主人公卖妻、女的场景为例，对欧文·豪为代表的男性批评进行了反批评，揭露了“男性批评家的幻想如何歪曲文本”，而分析了哈代小说主人公的上述行为实质上“在象征性地卖掉他对妇女世界的整个拥有”，“他选择了在男性社会生活，用父权制金钱与法律合同的男性代码去界定人们的种种关系”，同时，肖瓦尔特还指出哈代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主人公被卖掉之女）与他笔下的其他女性人物一样“有点理想化，她们是被抑制的男性自我的忧郁的投影”。经过这样一种女性视角的批评，就可以看出“男性批评家的性别歧视”[19]，并为女权主义批评方式提供了示范。在此基础上，肖瓦尔特提出了建立新的、独立的女权主义批评的基本思路：“妇女批评的宗旨是为妇女的文学建构一个女性的框架，发展基于女性体验研究的新模式，而不是改写男性的模式和理论”，要“摆脱男性文学”的束缚，不再“使妇女适应男性传统方法”，而要创建“女性文化的新的、蓬勃发展的世界”。[20]她还提出在方法论上把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与历史、人类学、心理学及社会学等领域的女权主义研究”结合起来，通过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来“发展”“女性亚文化”的研究，把女权主义批评上升到文化研究的新高度，而这反过来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方法去阐释”女性文化“及其主要的表现形式的文学”。[21]
目前，英美女权主义批评仍在跨学科的女性文化研究层面上继续发展。
总起来看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虽然代表人物的见解有种种差别，前后期观点有许多变化，但有一点是一以贯之的，即努力发掘、寻找女性文学自己的传统，给予重新评价，以建立独立的女性文学史，同时，揭示出女性作者之间存在着的亲密关系，鼓励当代妇女加强联系和团结，挣脱父权中心文化的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