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英美派不同，法国派女权主义批评更关注女性写作的语言和文本，更多地体现出解构主义的特色。其代表人物对“女性本质”论和“女性文学传统”的命题均持怀疑态度，认为如果一定要寻找固有的“女性文学传统”，客观上反而有可能维护父权制的文学史观；她们的批评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拉康解构化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某些思想，面向未来，重点放在“女性写作”上，希望建立一种标举差异的文学乌托邦式的符号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克莉丝蒂娃、西苏和伊瑞格瑞等。
朱莉亚·克莉丝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 ）原籍保加利亚，大学时学习文学，担任过一家报纸记者，1966年获得法国一所大学博士奖学金，遂移居巴黎至今。在巴黎，她得到过托多洛夫、戈德曼、巴特等结构主义大师的指导和帮助，从中吸取了符号学、语言学的许多思想，但她并未受此局限。后来她加入了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团体“太凯尔”，成为其主将之一。她广泛学习、研究当代西方各种重要的学术思潮的成果和方法，如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语言学、解构主义，她都加以研究，都有所吸收，也都有所扬弃，形成了她自己不遵循任何一种学说和思路的独具一格的理论风范。1974年她访问中国，关心中国妇女的命运，后出版了《关于中国妇女》一书，提出了要历史地、文化地看待中国妇女，阐明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同妇女解放的历史是一致的”[22]观点，并发挥了毛泽东的观点，认为离开了妇女解放，男人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作为女权主义者，克莉丝蒂娃首先着重分析语言、文化上妇女被压抑、排斥的地位，她说：“我知道‘女人’不能代表什么，不能说什么话，她被排斥在术语和思想外，而确实有些‘男人’熟悉这种现象；因为这是有些现代文本从不停止表示的东西：验证语言和社交行为的限制性，如法律和犯罪、统治与（性）快感，而从不规定一种是男人的，另一种是女人的。”[23]换言之，一切都属于男性，女性连在语言、术语中也无丝毫的位置。但克莉丝蒂娃并不一般地主张男女平等，而是显得更为激进。她甚至认为不应也不可能界定“女人”，“认为‘一个人是女人’和‘一个人是男人’，几乎同样荒谬，并且具有同样的蒙昧主义色彩”，“因此，我对‘女人’的理解是‘女人’无法逾越、无法言传，存在于命名与意识形态之外”；“在更深的程度上，女人不是一个人能‘成为’的某种东西”[24]，要界定女人实际上是把女人当物看待，就是贬低了女性的价值和地位。而且，女性的这种不可界定的边际地位，模糊了男女的明确界限，也就具有了消解父权制男女二元对立的特殊意义。其次，克莉丝蒂娃提出了一种对男权中心具有颠覆性的符号学。她吸收、改造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的象征理论，认为象征秩序与父权制的社会文化秩序相联系，而符号学则产生于前俄狄浦斯阶段，与母亲、女性密切相关；符号学不是取代象征秩序，而是隐匿于象征语言内部，组成了语言的异质、分裂的层面，颠覆并超越象征秩序，这也正如同女性既处在男性社会内部又遭到其排斥，被逐至它的边缘，从而模糊了父权制男女二元对立的界限而产生颠覆父权制社会的作用。这样，符号学就具备了解构父权制二元对立的女权主义的意义。再次，她也重视母性的意义，认为女人生育子女并不意味着她不能从事专业工作，相反，生育始终与文化活动相一致，因为在孕育生命过程中女人能更深刻理解生命的内涵，所以她不同意波伏瓦认为母性功能有罪的观点，而是从解构主义消解二元对立的立场出发，“将母性看作是对男性中心主义的一种挑战；怀孕和生育打破了自我与他人、主体与客体、内部与外部的对立”。[25]这样，她的符号学就具有某种反抗男权中心的革命性意义。
埃桑娜·西苏（Héléne Cixous，1937— ），是法国另一位著名的女权主义批评家。她认为在男权中心社会中，男女的二元对立是意味着男性代表正面价值，而女性只是被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只能充当证明男性存在及其价值的工具、符号，正如伊格尔顿所说，“也许她是代表着男人身上某种东西的一个符号，而男人需要压制这种东西，将她逐出到他的自身以外，驱赶到他自己明确的范围之外的一个安全的区域”[26]，男人为维护这种二元对立始终需要压制和排斥女性。为了消解这种顽固的二元对立，西苏提出了以实现“双性同体”为目标的女性写作理论。
西苏认为，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在二元对立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她的一切正常的生理心理能力，她的一切应有的权利都被压抑或剥夺了，她被迫保持沉默，只有写作行为才能改变这一被奴役的关系：“写作”“这一行为将不但‘实现’妇女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压制关系，从而使她得以接近其本原力量；这行为还将归还她的能力与资格、她的欢乐、她的喉舌，以及她那一直被封闭着的巨人的身体领域；写作将使她挣脱超我结构，在其中她一直占据一席留给罪人的位置”。[27]在此，西苏赋予女性写作以女性解放的特殊功能。
西苏就女性写作提出了“描写躯体”的口号，这是与男性写作完全不同的，因为女性“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思想”[28]，女性“用身体，这点甚于男人。男人受引诱去追求世俗功名，妇女则只有身体，她们是身体，因而更多地写作”。[29]这里西苏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表达一种男女性别的隐喻，男性追求世俗功名，隐喻着父权制象征秩序的要求，而女性的“身体”本身摆脱了象征秩序，更多地投入“写作”，写作从此就有了女性的隐喻；二是认为女性写作的特点是“描写躯体”，揭示出通过“描写躯体”而在肉体快感与美感之间建立起的密切联系，它的内涵是，女性“描写的全是渴求和她自己的亲身体验，以及她对自己的色情质激昂而贴切的提问。这一丰富而具有创造力的实践……发展了或伴随着一系列的创作方法和真正的美学活动，每个迷人的阶段都塑造出一些令人回味的幻境和形象、一种美的东西。美得不再遭禁锢”。[30]这是为女性写作和“描写躯体”所作的旗帜鲜明的美学辩护。
西苏还指出，女性写作有其独特的、区别于男权文化的语言，这是一种“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它是反理性、无规范、具有破坏性和颠覆性的语言，然而它又并不完全排斥男性话语，相反，它一直在男性话语之内活动。因为在西苏看来，女性是具有无尽包容性又不排斥差异的新的双性同体，她能通过模糊男女界限，包容男女于一体来解构男女二元对立，这种双性同体的女性用女性语言打乱男性话语的秩序，“炸掉它、抓住它，变它为己有，包容它、吃掉它，用自己的牙齿去咬那条舌头，从而为她自己创造出一种嵌进去的语言”[31]，也就是一种包容男性语言在内的双性同体式的女性语言，也是一种颠覆了父权制中心话语的“新”语言。
西苏充满**地号召妇女拿起笔来写作：“写吧！写作属于你，你自己也是你自己的，你的躯体是你的”，“写吧，让任何人都无法阻止你……不要让男人拖垮你；不要让蠢笨的资本主义机器拖垮你……也不要让你自己摧垮你”。[32]西苏希望通过写作活动引导妇女觉醒，走向妇女真正的解放。应当肯定，西苏这种女性写作理论有颠覆、批判当今男权主流文化和语言，发展女性自己的文化、深化妇女解放运动的现实意义，但归根结底，把妇女解放建立在一种女性写作活动基础上，局限在“语言”颠覆的范围内，只能是一种“写作乌托邦”，特别是其中包含着的女性双性同体论，更是一种软弱无力的妥协思想，并未真正与父权制主流观念划清界限。
露丝·伊瑞格瑞（Luce Irigaray，1930— ），是法国派女权主义一位重要批评家，她提出了独特的“女性谱系”和“女人腔”主张。同许多女权主义者一样，她对父权制社会坚持的男女二元对立作了尖锐的批判，指出，在这个社会中，人的肉体被符码化了，人的生物学、生理学结构被赋予了不合理的文化意义，“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类的身体已经被符码化地置于社会网络之中，在文化中，并且被文化赋予意义，男性被认为是雄健和有**（意谓有创造力），女性则是被动的和被阉割的。这不是生物学的结论，而是身体的社会和心理学意义”。[33]她在《他看女人的反射镜》一书中，对此作了更深入的分析，认为从柏拉图经黑格尔到弗洛伊德、列维-斯特劳斯的整个西方哲学，都是一种理性主义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女性被定义为非理性，一种需要和应当被超越的否定性——他者，一个被阉割的不完整的男人，一个男人可以随意变更和交换的对象（客体）。在男权社会中，男性作为文化发言的主体虽然竭力作出中立、公正的姿态，但在作品中，这个主体总是被表达为男性，反映在语言上，法语“人类”一词是阳性而非中性就是明证。在这个社会秩序下，女性无任何主体性，只是纯粹的客体，这才能保障男性主体地位的稳定。但伊瑞格瑞发现，如果女性不安于这种被想象、被思索的纯客体地位，努力成为生动想象和思索的人，那么男性的主体地位就会被破坏，女性的颠覆力量就在于此。于是，伊瑞格瑞提出建立女性谱系的主张。
所谓“女性谱系”，是伊瑞格瑞吸收精神分析学的某些思想提出来的主张，核心是要建立一种新型母女关系、以取代俄狄浦斯三角关系中的男性中心。精神分析学以古希腊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神话故事为依据，提出所谓男孩“恋母”、女孩“恋父”的看法，然而基本倾向还是男性、父权中心。而伊瑞格瑞的“女性谱系”论则追溯到前俄狄浦斯阶段，认为那时母亲是无性别之分的，是一个同时具有男性创造力和母性的双性同体形象，而其女儿对“双性同体”母亲是完全认同的，这才是人类起始的“女性谱系”。但由前俄狄浦斯阶段过渡到俄狄浦斯阶段，女孩也由对母亲的认同转为“恋父”，这一方面是对“双性同体”母亲的遗弃，另一方面却是对被阉割的、被动的母亲的认同，实际上是对父权制的认同。这样一种过渡是父权制对女性谱系的压制和剥夺。父权制又创造出上帝这个男性形象来充当母亲的母亲，从而把母亲排斥到社会价值之外，使之只能生养孩子，而不能给孩子提供语言、法律等属于男性的文化，同时，这也是对女儿的放逐，因为女儿通往女性母亲的道路被切断了，她与女性潜在力量的关系也被切断了。伊瑞格瑞的“女性谱系”论就是要否定这种父权制，重建起类似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女性谱系，恢复一种新型的母女认同关系（而不是“恋父”）。在这种女性谱系中，女性之间的关系上升为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女性不再沦为单纯的客体。
与“女性谱系”论相应，伊瑞格瑞还提出了颠覆父权制的“女人腔”主张。“女人腔”是指与男性理性化语言相对立的一种非理性的女性话语方式。她认为，在男权理性化的社会中，女性被看作从行为到语言都是非理性的，“人们说她是神经质的、不可理解的、惶惑不安的和满脑子奇思怪想的，更不用提她的语言，‘她’说起话来没有中心，‘他’也难以从中分辨出任何连贯的意义。用理性逻辑来衡量，那些矛盾的话显得是胡言乱语，由于他按先入为主的框框和规则听她说话，所以他什么也听不出来……她说出的话是喋喋不休的感叹、半句话和隐秘……一个人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倾听她的话，以便听出‘另一种意义’，这种意义通常在过程中编织自己，在同一时间内不断拥抱和弃置词语，以免变得固定化，不再运动……她的言论永远不能定义为任何东西，它们的最大特征在是与不是之间，只稍微提到某事而已”。[34]这种非理性的女性说话方式永远在滚动、变化中，意义不定、无中心、跳跃、隐秘、模糊等是其特征，这就是与女性语系相对应的“女人腔”。正是这种“女人腔”话语方式具有一种包容二元对立的特征，像女性语系包容双性的母亲一样，伊瑞格瑞描述这种女人腔道：“在我们的唇间，你的和我的，许多种声音，无数种制造不尽的回声的方法在前后摇**。一个人永远不能从另一个人中分开来。我/你：我们总是复合在一起。这怎么会出现一个统治另一个、压迫另一个的声音、语调、意义的情况呢？一个人不能从另一个中分开，但这也不意味着它们没有区别。”[35]正因为“女人腔”具有包容对立双方于一体的功能，就消解了父权制坚持的男女二元对立，否定了父权制对女性的统治与压迫。
伊瑞格瑞的上述主张与西苏对女性写作的呼唤，都以“双性同体”思想为依据来对抗和解构父权制的二元对立；她们也都注意从女性语言、话语方式上加以论证，并认为语言不是超验的物质存在，而是代表着人类经验的累积，是权力压迫的场所。但她们共同的弱点是将妇女解放的社会斗争问题心理化、生理化、语言化，实际上既是对政治实践的逃避，又带有明显的空想色彩。这也是整个法国派女权主义批评的弱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