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女权主义批评中，除了英美和法国两大派以外，美国的黑人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批评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们总体上也归属于并丰富了女权主义批评，但同白人、异性恋的女权主义批评又显然不同，正如一位女批评家所说：“白人女权主义批评不能框定和领导黑人女权主义”。[36]而黑人女权主义批评与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批评之间，既有不同之处，也有不少共同点，一些重要女权主义批评家如巴巴拉·史密斯和奥吉·劳德就既是黑人又是女同性恋者，而且，两股力量关系密切，互相影响，“在美国，女同性恋话语所受到的60年代中期的黑人运动的影响与其所受的被女同性恋看作先锋的妇女运动的影响同样巨大”。[37]
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崛起，是与黑人妇女遭受到种族和性的双重压迫分不开的。黑人妇女一方面与黑人男性一样长期受到种族歧视，另一方面，在黑人圈里，她们还要受到男性的压迫。经受双重压迫体验而写出的黑人女性文学作品，自然与白人和男性的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但在男权中心社会中，黑人女性文学却经常受到冷落、漠视或曲解。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黑人女批评家和作家意识到白人男性和女性、黑人男性都在将自己的经验作为标准而视黑人妇女的经验为异端，这促成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诞生”。[38]
巴巴拉·史密斯是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她最基本的出发点是“承认黑人妇女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妇女本身是不可分离的”[39]，即承认黑人女性文学创作和黑人女性在政治上所受的性和种族双重压迫密不可分，强调“批评者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自己作品的政治含义而且将其与所有黑人妇女的政治状况联系起来”，这就把文学批评自觉地同社会政治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也就把女权批评定位为一种涉及性和种族政治的社会政治批评。其次，史密斯还同许多女权主义批评家一样，努力寻找、发掘黑人女性创作的传统。她明确宣称“必须承认黑人女作家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其自身特点的文学传统”，她通过对大量黑人女作家作品的分析，揭示出她们在文体、主题、意象、审美上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区别于白人、男性作家的特点，如她们作品中常常不约而同出现挖掘植物根茎、挖草药、念咒祈祷、当接生婆等相似的主题意象，这在包括黑人男性、白人女性作家作品中都很难见到。再次，史密斯还强调女权主义批评家应重视研究自身和黑人女性作家的创作经验，而不要受白人男性创作标准的束缚，她说：“评论者首先应该了解和分析其他黑人女作家的作品，换句话说，就是她应该从自己本身的经历出发进行思索和写作而不是用白人男作家的思想和方法去认识黑人妇女可贵的艺术资料。”[40]
此外，苏珊·威利斯对黑人女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富有独创性的研究。她在反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大前提下，着重从“团体”、“旅行”、“情感和性欲”三个主题考察黑人女性文学，指出：“当代黑人妇女作家倾向于将团体的存在与她们的母亲一代联系起来，她们自己则以战斗和写作反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坏影响”；对于黑人女性作品中的旅行，应该“把它与历史的展现与个人意识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样，在一个地理空间中旅行就有了深广的含义，它就是一个女人走向认识自我的过程。当然，这个自我并非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个集美国黑人的群体经验于一身的主体被认识的”[41]；至于性欲，在黑人女作家作品中，一种反抗传统的**观在生长。还有一位迈克多威尔（Deborah E.McDowell），眼光较为开阔，她认为黑人女权主义批评不应只局限于黑人女性范围，也应从白人女性批评家那里汲取有益的东西，同时，在批评中也不应局限于主题、意象研究，还应重视语言研究，“调查‘女性’语言的问题是重要的，这也许是等待着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家的最有挑战性的工作之一”[42]，她主张应吸收其他学科的女权主义者在语言研究方面的成果。她甚至认为黑人男性作家作品的研究也应纳入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范围。这些意见对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显然十分有益。
女同性恋批评在女权主义批评中是地位最低下的，受到许多指责和污蔑，但实际上，它仍然是女权主义批评的一脉。
对于何为女同性恋文学和批评的问题，历来存在严重分歧。一般认为作者或批评家本身是女同性恋者，她们的作品或批评就是女同性恋文学或批评。但是，怎样才算“女同性恋”？也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女同性恋特指女性之间的性关系。另一种则力图扩大此概念的含义，如艾德里安娜·里奇提出了不同于女性性关系含义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的概念，泛指“一个贯穿每个妇女生活、贯穿整个历史的女**范畴”，“以包括更多形式的妇女之间和妇女内部的原有的强烈情感，如分享丰富的内心生活，联合起来反抗男性暴君……那么我们就领悟了女性历史和女性心理的深邃含义”[43]，这样女同性恋生活方式就具有了反抗男权中心的意义，女同性恋文学和批评也就具有了女权主义的性质。但这种泛化的观点又使女同性恋文学和批评与一般女权主义文学没有重要区别，因而也无单独标举的必要了。还有第三种观点，是调和上述两种观点的，如莉莲·费德曼（Lillian Faderman）说：“‘女同性恋’描述了一种关系，这是一种两个女人之间保持强烈感情和爱恋的关系，其中可能或多或少有性关系，亦或根本没有性关系。共同的爱好使这两位妇女花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起，并且共同分享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44]这种折中的看法既使女同性恋主义不至局限于性关系的狭窄范围，又不至于过分泛化而失去其特殊性，因而较为合理。
女同性恋主义的文学批评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把异性恋主义观念与父权制联系起来，对之采取激烈批判态度。它认为父权制的二元对立预先规定了妇女只能在异性恋方式下生活，而异性恋体现为男权中心、女性受压，因此，反抗父权制，不能忽视对隐蔽在异性恋方式下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如里奇认为：“我们陷入了二分法的迷误，致使不能把这个制度当作整体去理解。我们总是以‘好’婚姻对‘坏’婚姻；以‘恋爱结婚’对包办婚姻；以‘自由’的性关系对卖**；以异性恋的关系对强奸。这个制度内的经验差别固然很大，但没有妇女选择的余地依然是被隐瞒的重要事实。”[45]换言之，妇女只能在父权制异性恋的方式中选择，同性恋完全被排斥了。在这个意义上，标举“女同性恋”就有利于打破父权制下异性恋的单一模式。据此，女同性恋主义批评对充斥于各种文学作品、批评中的异性恋主义观点进行批评，甚至对一些持异性恋主义观点的女权主义的文学选集也持否定态度。第二，它也力图寻找和建立起一个女同性恋文学的传统。如简·茹尔（Turre Rule）的《女同性恋者形象》、爱丽·布尔金（Elly Bulkin）的《女同性恋小说》、《女同性恋诗歌》和莉莲·费德曼的《超越男人的爱》等著作却对文学史上的女同性恋创作进行发掘和重新阐释，以建立起一种新的女同性恋主义的文学传统。第三，它努力建立一种女同性恋主义的批评原则。如试图寻找女同性恋作品中的形象、典型、想象形式等方面的共同特点；又如对女同性恋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文体研究，希望找到一种女同性恋主义独特的文风；有的批评家认为凡女同性恋主义文学都致力于文体风格的变革，都有现代主义倾向，它在批评理论和方法上采取开放的态度，提出：“我们事实上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的洞察力来丰富我们的理论。”[46]由于以上几点，女同性恋批评在女权主义批评阵营中虽力量较为单薄，却也独树一帜，产生了一定影响。
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目前还在发展。它伴随着妇女解放的政治斗争而诞生、发展，因此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色彩。相比较而言，英美派较为现实，更多地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同提高妇女觉悟的社会实践行为结合起来；法国派则受后结构主义影响较大，以语言变革为目标，试图通过对男性话语权力结构的颠覆来完成女权主义任务。从总体上看，女权主义批评顺应了西方社会妇女解放运动逐渐深化的趋势，对父权制社会给予了全面、深刻的批判，而且其批评、研究的成果也有许多新的创造和拓展，对西方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发掘出许多新的资料，在理论的概括和阐述的方法上也多有创意，无论在文学理论、批评史，还是在思想史上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应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但无论英美派或法国派，还是黑人、女同性恋主义者，都有各自的局限，最根本的局限是，她们都未把批判男权中心的触角深入到社会政治、阶级斗争的层面，而且消解男权中心的策略大都停留在语言、文化层面，因而带有相当程度的乌托邦色彩，很难与现实的妇女解放斗争真正结合在一起。
[1] 参见克莉丝·维顿：《女权主义实践和后结构主义理论》，1页，大不列颠，1987。
[2]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 同上书，108页。
[4] 肖瓦尔特编：《新女性主义批评》，8页，纽约，1985。
[5] 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12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6] 伍尔芙：《伍尔芙随笔集》，180页，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
[7] 波娃（波伏瓦）：《第二性》，23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8]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50页。
[9] 见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15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10] 同上书，17页。
[11] 吉尔伯特、格巴：《阁楼上的疯女人》，25页，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
[12] 吉尔伯特、格巴：《阁楼上的疯女人》，73页。
[13] 吉尔伯特、格巴：《他们自己的文学》，11～12页，伦敦，1977。
[14] 同上书，11～12页。
[15] 同上书，11～12页。
[16] 托里·莫依：《性别/文本政治》，56页，伦敦，1985。
[17] 肖瓦尔特：《姐妹们的选择》，13页，牛津，1991。
[18] 同上书，31页。
[19] 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333～334页。
[20] 同上书，334～335页。
[21] 同上书，335～336页。
[22] 转引自韩素英：《早晨的洪水》，波士顿，1972。
[23] 转引自乔纳森·库勒：《论解构》，174～175页，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
[24] 同上书，174～175页。
[25] 转引自安·罗瑟琳·琼斯：《铭刻女性特征：法国女性理论》，见《自成一家：女权主义文学理论》，85～86页，麦森公司，1985。
[26] 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19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7] 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4页。
[28] 同上书，195页。
[29] 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202页。
[30] 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397页。
[31] 伊格尔顿：《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201～202页。
[32] 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398～399页。
[33] 转引自伊丽莎白·格鲁兹：《性别颠覆：三位法国女权主义者》，111页，艾伦和尤温出版社，1989。
[34] 转引自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148～14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5] 转引自格鲁兹：《性别颠覆：三位法国女权主义者》，132页。
[36] 玛吉·保姆：《女权主义批评：作为当代批评家的妇女》，114页，纽约，1986。
[37] 同上书，106页。
[38] 见《新女权主义批评》，187～188页。
[39] 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07页，
[40] 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08页。
[41] 转引自《自成一家》，214、220页。
[42] 转引自《新女权主义批评》，188页。
[43] 见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39页。
[44] 转引自《新女权主义批评》，206页。
[45] 转引自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122页。
[46] 转引自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16～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