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批判
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概括近二十年欧美文学、美学研究所经历的巨大变革，那就是从以经典作品为基础的文学文本批评转向以考察各种形式的文化涉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为基础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二十年以前，支配英语世界文学、美学研究的理论前提仍然是对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的清晰划分。这一理论假设的背后是显而易见的精英主义。一方面，它认定少数“经典”文本具有超越时空的“内在”价值，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最为美好和纯净的经验，因而与那些缺乏“内在美学价值”、以迎合大众口味为目的的通俗文本划清界限。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假设认为少数经过特殊训练的精英具有大多数人所缺乏的高雅趣味，能够体味到经典文本内在含有的价值。他们不仅是社会中一小部分唯一具备欣赏但丁、莎士比亚、波德莱尔、马拉美的文化贵族，而且掌握着以抽象的价值标准评判后来文本的文化权利。俄国形式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的发展，为以探讨文本“文学性”（literariness）的文学研究铺平了道路。尽管俄国形式主义并不以“文学性”观念强调经典文学文本对通俗文化文本的超越，只是意在从语言层面对两类文本的“文学性”加以理论化，而且其本身也并不旨在挑战马克思主义对文学社会、历史性的重视，但在俄国形式主义影响下的英美文学、美学研究自20世纪30代起就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念的偏离出现于并逐渐占据了以大学校园为机构中心建立起来的文学批评界。实际上，“文学”一词在拉丁语中最初仅指涉与口头交流相对的书写活动，至今在英语中仍含有区分识字与文盲的意义。在浪漫主义时期，“文学”一词逐渐由对学习和阅读技巧的指涉转化为与艺术、美学、创造性、想象性等相关的观念。19世纪资本主义的兴盛使文学研究最终完成了取代古典研究的进程，文学成为一种新的具有社会政治意义与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相联结的文化力量。随着资产阶级支配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确立，文学逐渐扮演了某种强调国族和谐、消泯阶级冲突的角色，因为文学作品中所谓的超越性和对人类同情心的激发具有缓和冲突、缝合裂痕的审美效用。如果说文学在英国被认为能够帮助社会支配势力对工人阶级实行软性控制，使其暂时忘却充满利益争斗的现实，那么它在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则更多与个人才能和社会地位的升迁相连。文学领域的训练能够帮助出身寒微的人摆脱困于农场或商铺的命运，跨入法院或教会的殿堂，进而实现所谓的美国梦。但无论文学在不同国度中具有多大角色的差异，欧美文学研究中最为显著的共同性是对自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时代所形成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强调。文学的阅读和研究被认为具有陶冶性情、完美人格的功效，能够培养阅读者的想象力，使他们学会尊重真理、尊重公平道义的理性原则。根据安东尼·伊斯特霍普（Antony Easthope）的考察，文学研究范型的确立基于五种互为联结的理论前设：（1）传统意义上的经验主义认识论；（2）某种特殊的教学实践，即所谓的“现代主义”阅读方式；（3）在尊崇经典、藐视通俗文本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研究领域：（4）研究的客体是经典文本；（5）经典文本是自足的完整体，而对其的研究阅读旨在找寻蕴藏其间的意义。[1]强调文学文本性的典型代表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兴、在20世纪40、50年代盛行于英美的新批评理论。这种理论排除作者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氛围对写作的影响，认为文本本身构成了一个与其他外在因素无关的完整客体，而阅读和批评的目的在于发现构成文学文本的统一主题及语言特征。
但是，传统文学研究王国自50、60年代起受到来自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挑战。60年代在英国和北美校园兴起的亚文化运动以挑战一切学术霸权的面貌出现，质疑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传统。与此相应，各种通俗文化形式的兴盛，包括流行音乐、电影、电视、广告等，逐步削弱了经典文本的神圣光环，为进一步消泯高雅与通俗之间的界限铺平了道路。在理论方面，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很快在欧陆、英国、北美批评界蔚然成风，彻底取代了以人文主义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传统文学研究。欧陆文化研究的理论重心集中在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重新阐释，以及对日常生活的理论化。60至80年代，罗兰·巴特将结构语言学引入文学研究，同时亦旁及对日常生活和现代文化经验的分析。同样，意大利文化批评家乌姆贝托·艾柯（Umberto Eco）亦运用符号学理论对漫画、侦探小说和迪士尼乐园等进行细致分析，为文化批判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70年代以来欧陆理论家对马克思、弗洛伊德的重读则赋予两者以新的活力。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的阐释突出强调语言和主体与意识形态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空间。鲍德里亚（Baudrillard）对马克思的重读则旨在突显消费环节中文化产品的意义，同时运用指涉理论对商品加以再认识。而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再阐释意在突显潜意识层面语言和主体形成的复杂性，在“想象”（imaginary）和“象征”（symbolic）之间重构失落在父权文化统治下的个体。50年代以来欧陆文化研究和批判的另一走向是以福柯为代表的话语理论和以米歇尔·德索托（Michelde Certeu）与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为代表的日常生活和空间理论。前者关注权力与知识生产之间错综复杂的同构关系，而后者则将批判的锋芒指向资本主义体系对日常生活和空间的控制以及个体对这一控制的战术反抗。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则以“公共空间”概念为中心发展出一套与法国、意大利理论家既相联系、又独树一帜的文化批判理论。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建立在关于结构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理论的探讨上，其关注的焦点是阶级问题。不同于欧陆理论家，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大多具有文学研究背景。他们不满于建立在阿诺德传统之上的“高雅文学”批评，试图重新定义所谓的“正宗”文化观念，将工人阶级的生活经验和文化实践纳入研究领域。以此为出发点，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的研究对象亦从文学文本向媒体文本倾斜，杂志、报纸、电影、流行歌曲、电视等替代了以往备受尊崇的经典文学文本。第一代文化学者包括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理查德·霍格特（Richard Hoggart）以及E·P·汤普森（E.P.Thompson）等人。他们对工人阶级文化形式和文化消费的考察研究以及强调文化、意识存决定阶级属性方面的论述为英国文化批判理论设定了基调。继之而起的围绕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所形成的伯明翰学派，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为代表，将协谈（negotiation）、抗争（resistance），特别是意识形态观念引入文化研究之中，为英国文化研究烙上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印记。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是，伯明翰文化学派明显受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对意识形态观念的重新界定更多来自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版本，同时也与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观念密切相连。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如果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具有以文化文本灌输其立场的霸权，那么，文本的接受者亦可以通过“协谈”乃至“抗争”对这些文本加以解构或颠覆，从而形成对统治意识形态的挑衅。同第一代文化批判学者一样，伯明翰学派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流行音乐、服装、电视等通俗文化样式上，注重挖掘蕴藏其间的对抗统治意识形态的因素。70年代中期，新创办的《银幕》杂志成为思考电影文化的中心阵地，亦为女性主义介入文化批判提供了契机。早期伯明翰学派似乎并未意识到女性主义的理论潜力，因而鲜有从性别差异的角度进行文化批判的力作。《银幕》杂志的出现，改写了伯明翰学派以男性视野为中心的文化批判版图。发表在《银幕》上的论文，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女批评家之手，并逐渐发展为深具影响的女性主义文化、电影批评的专著，其中包括劳拉·莫薇（Laura Mulvey）的《叙事电影中的视觉快感》、安吉拉·麦克格萝比（Angela McGrobbie）的《女性主义与青少年文化》、罗莎琳·布朗德（Rosalind Brundt）的《女性的欲望》、安妮特·库恩（Annette Kuhn）的《女性电影》、吉尼丝·温西普（Janice Winship）的《透视妇女杂志》以及朱迪丝·威廉姆森（Judith Williamson）的《解读广告》等。很明显，女性主义对文化批判领域的介入亦将通俗文化样式，如电视肥皂剧、时装、广告、商业电影等作为研究的文本。所不同于伯明翰学派的是，女性主义以迥异于男性文化的视野透视这些通俗文化形式，往往能够进一步揭示文本背后隐藏着的意识形态立场。
尽管美国往往被学术界讥嘲为“进口理论”的国度，文化研究和批判最终取代以人文主义传统为基础的文学研究也晚于欧陆和英国，但由于其善于吸纳各种学说的特性以及庞大细密的学院机构对各种理论人才的包容，很快使其成为文化研究的重镇。与欧陆和英国文化批判学说相似，美国文化研究学派也以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为理论基础。不同的是，美国文化研究和批判往往集中在对多元主义、种族问题、民主观念以及性别问题的思索上，旨在解构后工业社会所谓种族平等、多元和谐、文化共享、阶级差异消泯、意识形态终结、性别斗争不再的“美国神话”。70年代以来，美国文化研究学派将批判的重点放在以生产影像为主的媒体上，很快形成了独特的媒体文化研究群体。这方面的代表刊物和作品包括《摄影机》杂志，玛丽·安·登（Mary Ann Doane）的《追寻欲望》、塔妮亚·莫德来斯基（Tania Modleski）的《极度爱恋》、安·开普兰（Ann Kaplan）的《女性与电影》、派屈娅·梅伦坎普（Patricia Mellencamp）的《极度焦虑》、琳·斯皮葛（Lynn Spigel）的《为电视设置空间》以及艾拉·肖哈特（Ella Shohat）的《沉思欧洲中心主义》等。与对媒体的关注相应，美国文化研究的另一走向是以分析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消费文化为基础，揭示统治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和休闲空间的渗透。在这种理论视野的范围内，某些往往被视为顺理成章的社会文化现象都变得深具研究价值，如以迪士尼为代表的主题公园、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网、踊跃争睹的花车游行、风格各异的城市建筑等。詹姆逊从洛杉矶波拿文都拉宾馆入手对后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启发了一批以研究后工业社会建筑和空间建构为中心的文化批评家。80年代以来，购物中心、高速公路、主题公园、室内陈设等都相继成为文化批评的热点，而美国西部最大的城市洛杉矶和世界赌博之都拉斯维加斯亦取代纽约成为后现代文化批判中两个最频繁提及的城市。随着以电脑为中心的现代科技的普及和网际网络及袖珍光碟的逐渐家庭化，电脑在通俗文化样式中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以多娜·海萝威（Dona Haraway）为代表的文化批判学者80年代初即注意到新科技和通俗文化之间的依存关系。从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和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角度考察新兴电脑技术，可以发现高科技既不允诺某种中性价值，又不可能逃脱意识形态爬梳的痕迹。文化批判学者的任务是解构新科技的客观主义神话，进而以干预的姿态占领这片尚在发展中的媒体空间。海萝威的《猿猴、机械人与女性》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它的出版引发了其他学者对电子虚拟空间的理论关注。70年代末开始，对种族问题的关注还直接导致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在美国文化研究界的迅猛发展。以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为代表，一大批具有第三世界文化背景、以学院为理论阵地的批评家，将帝国主义对殖民国度的影响以及从政治殖民中解脱出来的国度如何回应以西方殖民话语为中心形成的文化、历史观念作为理论探索的焦点。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殖民不再仅仅意味着政治主权的丧失，更重要的是被殖民国度自文化和历史领域的消失。尽管后殖民理论中的“后”似乎意味着殖民状态的终结和多元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该理论的中心观念实际上是进一步揭示西方霸权在新形势下对第三世界的文化和经济殖民，同时亦不乏对弱势文化或国度自身内部支配话语与被支配话语关系的反省。在这方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霍米·巴巴（Hommi Bhabha）的《国家与叙述》以及斯皮瓦克（Giatri Spivak）的《在其他世界》等均具有理论的开创意义。与国族问题紧密相连的是性问题（sexuality）。如果说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殖民、被殖民以及强势与弱势的差异，那么，从性别不平等的角度考察国族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则不仅能够进一步理清隐藏在国与国关系背后的权力结构，而且能够深化对性、性别、性倾向等问题的理解。即使撇开性与国族话语之间的互相联系，单就性问题展开讨论，关于同性恋、双性恋、性与社会禁忌等方面的论述也足以构成美国文化研究界的一支重要力量。所谓的“同性恋理论（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就是从语言、表述、扮演等观念出发，重新思考被异性恋文化压制的同性恋现象，同时以“同性恋”的眼光重读某些经典作品，从中找出同性情感的蛛丝马迹。由于女性主义在美国大学校园中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关于性与性别的文化研究著作近年大量出版，但其论争的焦点不外是关于性别和性倾向究竟是先天生理铸定还是后天建构而成的两元对立学说。打破这一理论僵局的首推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重要的身体》一书。她既承认性别的物质性，又突出性别扮演在文化批判中的重要意义。
以上对欧陆、英国、美国文化研究走向的宏观描述，意在强调传统文学、美学研究王国事实上早已因为来自现实和理论两方面的挑战分崩瓦解，“美学”一词因其内涵的贵族性和学院气息也逐渐从近年出版的学术著作和大学课程计划中销声匿迹。文化研究对传统文学研究的最大冲击恐怕是对文本概念的解构和重新定义。一方面，文本不再仅仅指小部分经典作品，任何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都可以被当作文本加以阅读。形成文字并经由出版媒介普及的出版物固然是值得研究的文本，那些主要由视觉意象构成的指涉行为，如建筑、广告、服装、电影海报、漫画、电视肥皂剧等，更是文化研究加以解读的中心文本。进一步而言，城市、街道、橱窗布置、休闲中心以及现代人在城市中的行走行为等都可以当作有意义的文本加以批判性的阐释。概括而言，文化研究的对象已从文学作品过渡到宽泛意义上的指涉行为（signifying practice）。另一方面，由于本文作为某种自足完整体的观念已被彻底解构，而作者在话语传达中的权威地位也已动摇，本文的阐释随之从一元趋向多元。解读某一文本的目的不再是寻找蕴藏其间的所谓终极意义，而是从某一特殊的角度与文本展开对话，同时亦带有强烈的干预当代社会政治的色彩。从文化生产的角度而言，当代欧美文化研究的重心显然已从产品的生产过渡到产品消费上，更加注意文化产品在消费过程中的潜能以及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创造性使用。传统文学研究王国的崩溃实际上意味着自文艺复兴时期建立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危机。然而，这一危机并不指向文学的消亡以及个人生活中正义和价值观念的空缺，而意味着在新的理论框架下重新估价人文主义传统中所谓的自由个体观念，进一步揭示阶级社会中在人文主义掩盖下的意识形态特征。从该角度说，人文主义的危机正是文化批判的转机。如果传统文学研究时常以客观的面目出现，那么文化研究则不掩盖其鲜明的政治和社会批判立场，它的最终目的正是意图通过对文化产品和消费的研究干预、影响当代社会政治，质疑和挑战后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逻辑。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和批判的范型转换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详析，本章将主要集中从四个角度对欧美文化研究加以评述，即高雅与低俗之间分野的消失、空间与日常生活批判、媒体与意识形态、新技术与文化批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