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年），当代法国社会学家、思想家，1954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比解构主义思潮倡导者德里达早一年，比福柯晚三年，与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拉杜里和专攻叙事学的文学理论家热奈特同年。不过，与福柯、德里达相比，布尔迪厄算得上大器晚成，他的学术潜伏期要长得多，尽管在50年代末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布尔迪厄已经显露出了令人惊奇的学术敏感和理论深度，但他真正的学术影响直到70年代才开始慢慢形成。
布尔迪厄1930年出生于法国南部的比安地区，是一个乡村邮递员的儿子。他是在结构主义的传统中被训练成为一个人类学家的，这一学术背景支配了他在阿尔及利亚所从事的实地考察工作。布尔迪厄研究中的一个极为成功的部分是在阿尔及利亚人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战争期间完成的。这一经历在他对科学、社会和政治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思考上留下了印迹。回到法国后，他得到了里尔大学的一个职位，在那儿他完成了有关阿尔及利亚的一些早期论文，并开始了一系列新的研究，包括对他出生地比安地区的研究，以及有关法国流行文化的研究。在同一时期，他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地进行过合作研究。由于早期研究的成功，1964年布尔迪厄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得到了一个职位，他后来成了该院欧洲社会学中心的负责人，《社会科学的研究行为》杂志就是由这个中心创办的。
1972年布尔迪厄出版了《实践理论概要》，这部如今已成经典的社会学著作，并未像德里达60年代中期的三部著作那样，引起极大的轰动，这部著作的理论影响，无论在法国还是在英语世界都是滞后的，尽管197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就已出版了它的英文版，但在英语世界，“布尔迪厄”仍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名字。1975年布尔迪厄创办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行为》杂志，这本令人耳目一新的杂志，不仅成了布尔迪厄最主要的理论论坛，而且其影响也直线上升，并迅速成为法语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社会科学类刊物。1980年布尔迪厄出版了另一部重要著作《实践的逻辑》，1990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英文版。
80年代末期布尔迪厄作为客座教授在芝加哥大学为博士研究生开设过讨论班，这些成果后来结集成《反观社会学的邀请》，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美国对于布尔迪厄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他早年就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地进行过研究工作。但芝加哥大学一直是美国社会学的重镇，芝加哥大学对他礼遇有加，也可以看成是英语世界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评价。事实上，布尔迪厄的学术影响是从70年代到80年代开始直线上升并稳固发展的，进入90年代后非但势头未减，而且后劲十足。在地域上，其影响从法国大陆周边国家一直扩大到东欧、斯堪的纳维亚、亚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如今布尔迪厄已经成为与哈贝马斯、吉登斯、卢曼齐名的法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大师。
布尔迪厄的思想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也已引起了较大程度的关注，目前已出版了三种中译本著作，它们分别是《自由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28]
布尔迪厄几近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他写了近三十本书，近三百篇文章，其中不包括翻译和被收入各种不同语言文集的文章），完全无视学科界限，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教育领域，到历史学、语言学、政治科学、哲学、美学和文化研究，他都有所涉猎。布尔迪厄向当今的学科分类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他在涉及范围极广的不同领域中提出了很多专业性的质询：从对农民、艺术、失业、教育、法律、科学、文学的研究，到对亲属关系、阶级、宗教、政治、体育、语言、住房问题、知识分子、国家等的分析。布尔迪厄还具有融合各种不同的社会学风格的能力，从艰苦的人种论阐述到统计学模式、抽象的元理论的哲学论辩等等，一律照单全收，他向已被公认的社会学的思维模式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除了以上提到的著作外，布尔迪厄其他翻译成英语的代表作以及艺术方面的论著还包括：《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1984年）、《学术人》（1988年）、《换句话说》（1990年）、《摄影：中产阶级艺术》（1990年）、《教育、文化和社会再生产》（1990年）、《热爱艺术：欧洲的艺术博物馆及其公众》（1991年）、《语言与符号暴力》（1993年）、《文化生产场：艺术与文学论文集》（1994年）、《学术话语：语言学的误解与学者的权力》（1996年）、《艺术的规则：文学场的起源与结构》（1996年）、《论电视》（1998年）、《实践理性：论行为理论》（1998年）、《抵抗行为：反对市场的暴政》（1999年）等。
一 反观社会学及其思想渊源
布尔迪厄思想的渊源是多方面的，现象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思潮都对他产生过影响。布尔迪厄在《围绕符号秩序的斗争》一文中，曾详细地描述过这一心路历程。[129]布尔迪厄是50年代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接受大学教育的，当时现象学正处于巅峰时期，而且正表现出存在主义的多样性。布尔迪厄很早就读过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然后又接触过梅洛-庞蒂和胡塞尔的著作。海德格尔的著作也曾深深吸引过布尔迪厄，他带着某种迷恋阅读了很多海德格尔的作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对公共时间、历史等的分析，与胡塞尔在《现象学观念》第二卷中的分析一起，对布尔迪厄分析社会日常经验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布尔迪厄对“习性”的分析，也受益于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研究，胡塞尔在分析先验还原时给了习性概念一席之地，梅洛-庞蒂和海德格尔也曾使用这一概念创造性地对行动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作了非唯理智论的、非机械论的分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布尔迪厄早年还担任过雷蒙·阿隆的助手，有意思的是，1982年4月当布尔迪厄荣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时，他填补了雷蒙·阿隆去世后法兰西学院院士中独缺社会学教授的空白。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一再提到结构主义不仅使社会学第一次为自己赢得了尊敬，而且实际上使社会学成为了一门在社会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学科。布尔迪厄是在结构主义的传统中被培养成一个人类学家的，他60年代初在巴黎大学人文学院担任助教时，曾上过列维-斯特劳斯的课，正是结构主义使得布尔迪厄和他的同时代人最终摆脱了存在主义的束缚。布尔迪厄很早就熟悉了索绪尔的著作，并一度想沿着索绪尔开辟的道路展开自己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工作。不过，索绪尔对实践的机械论看法令布尔迪厄十分不满，他从乔姆斯基那儿汲取了反对结构主义决定论的力量，而把实践看成是一个积极的创造性的意向。布尔迪厄认为他的实践理论，正是根源于对结构主义人类学所隐含的理论立场的抵制，在阿尔都塞看来，行动者是纯粹的结构的“承担者”，而列维-斯特劳斯则用“无意识”的概念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布尔迪厄则认为他所论述的实践理论，恰恰就是为了抵制这样一种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建立起来的倨傲和疏远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布尔迪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源泉。布尔迪厄阅读过大量马克思的著作，一度对青年马克思特别感兴趣，《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曾令他心醉神迷，布尔迪厄认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理论成果，“赋予了我思想上的启迪，但它更多的是使我鼓起勇气表述自己的思想方式”[130]，马克思在书中的精辟的论述——“迄今为止所有存在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包括费尔巴哈的缺陷）是，唯物主义只是以客观性的形式来表达的，而不是作为人类的活动和实践来理解的”，成为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布尔迪厄还仔细研究过列宁对俄罗斯的全面评述。布尔迪厄所运用的“资本”概念本身就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他把阶级的分析放到社会分析的核心地位，也同样是受到了马克思的启发。他还将马克思有关相对的意志自由的概念，与对艺术的研究联系起来，这一学术灵感同样来自于一本有关马克思的论著，即一位名叫马克斯·拉斐尔的德国侨民在战时用法语写的书《蒲鲁东、马克思、毕加索：艺术社会学中的三项研究》。布尔迪厄认为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奠定了社会语言学的语用学基础，他还指出：“从为马克思主义者辩护的角度，我要说，人们可以从马克思的作品中得出有关社会学的批判性社会学原则，和有关理论性手段的批判性社会学原则，而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多样性的社会学，为了思考社会世界恰恰运用了那种理论性手段。”[131]
布尔迪厄把维特根斯坦看成是对自己的困难时刻帮助最多的哲学家，认为维特根斯坦是智性处于困窘期的救星，能够引导他质疑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毋庸置疑的观点或态度。
布尔迪厄的早年学术生涯，一直未能摆脱结构主义的阴影。在他最初的研究中，他试图以索绪尔为基点发展一种“普遍的文化理论”。在他批判性地思考了索绪尔的理论命题之后，尤其是思考了作为实践和言语对立面的文化和语言之后，他放弃了这一计划，并开始探索一种新的理论，一种有关文化实践的理论，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当分析超越了传统的对立关系及两分法，超越了由此造成的视野的局限性之后，理论的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布尔迪厄试图系统地阐述这样一种不能被任何特定学科排他性地认同的社会空间，觉得只有从这一立场出发，才能建立一种对古典社会理论的批判。
布尔迪厄认为古典社会理论体现了主观论与客观论的一种对立。主观论者往往对信念、欲望、行动者的判断等估计过高，而客观论者则力图从物质、经济条件、社会结构或文化逻辑等方面来解释社会思想和行为，并把这些因素看成是非同一般的，比行动者的象征结构、经验和行为更为强有力的东西。布尔迪厄认为无论是客观论还是主观论都不可能真正理解社会生活。在他看来，社会生活必须从下列角度来理解，即既要公平地对待客观物质、社会的和文化的结构，又要公平对待正在建构的实践以及个人和团体的经验。布尔迪厄在许多文章中还试图克服与之相关的两种知识之间的对立，即一方面是外部观察者建构的有关社会世界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是由那些对他们自己的世界具有实践性把握的人所运用的知识。他试图使那些朴素的概念更正确而不是更简单地与那些概念的表面价值相吻合。
最终，布尔迪厄试图超越科学与其对象之间的对立，他把科学看成是社会场的一部分，把科学家看成是社会场的产物。他认为科学场并不拥有不同于其他场的特殊的特权，它也是行动者为了改善其地位而通过权力来建构的。科学在分析行动者的观念对建构社会现实所作的贡献时，同时认识到那些观念也会误认（misrecognition）社会现实。同样，科学家对自身现实的建构（科学场和科学行为的动机），也会经常误认科学场的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认为必须倡导一门反观性的（reflexive）社会科学，必须克服主体/客体、文化/社会、结构/行为等普遍存在的理论对立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有效地把现象学的和结构方面的探索融入到一种完整的、认识论的连贯性模式之中，这一模式是具有普遍运用价值的社会质询的模式，是康德意义上的人类学，但却是一种具有高度区分性的人类学，因为它包含了对分析者自身的活动的分析，而分析者正是通过这一活动从理论上解释他人实践的。
二 思想传播和语境转换
布尔迪厄的作品在法语和英语两种不同语境中发生不同的接受和传播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特别明晰地观察到语境转换对知识分子话语本身的影响。在70年代中期，布尔迪厄的主要作品开始被翻译成英语，这个时机的选择并非巧合，大约在那段时间，布尔迪厄在法国学术界开始取得中心地位，并通过教学活动和创立位于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中的欧洲社会学中心，开始扩大他的影响。大约也是在这同一时间，英美大学中的新一代学者正在普遍地寻求新方向。很多人开始探究作出超越萨特、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品的法国社会理论的贡献。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布尔迪厄同他们这一代的其他人一起，作为一个思想浪潮的一部分被翻译介绍到英语世界，他们的工作取代了结构主义（正如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那样）在英语世界所占据的地位。
仅从时间流逝的角度看，翻译同时也使作品脱离了它们原来的知识分子语境，并被放入到新的语境之中。这一过程的负面作用在布尔迪厄的这个例子中尤为明显，特别是布尔迪厄工作的统一性普遍地失去了。这一损失是与下列事实密切相关的，即英美学术界不具有能与法国“人文科学”相比较的这样一个跨学科的场。那些在巴黎被一起放在“人文科学”标签下的书，在牛津、柏克利、芝加哥等大学的书店里则被分门别类、自成一统地放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教育等栏目里。在70年代中期，布尔迪厄由于一系列精彩的结构主义分析而为英语世界的人类学家和中东学者所熟悉，也许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对阿尔及利亚山区卡比尔的研究和他的短篇人种论《阿尔及利亚1960》。布尔迪厄与让-克劳德·巴塞朗（Jean-Claude Passeron）合著的《教育、文化和社会再生产》一书，则使他名列社会学中的“分层理论家”和教育学中的“再生产理论家”。而这与他在阿尔及利亚的工作几乎没什么联系。1977年英文版的《实践理论概要》出版时，人类学家广泛地阅读这本书，但该书最初却为社会学家所忽视。
198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的英文版，布尔迪厄在这本书中批判了康德式的探索美学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批判使学术注意力变窄的趣味批判，然而英语世界的读者却普遍地把它归类为对趣味模式一边倒的结构主义叙述，完全忽视了布尔迪厄远为宽泛的理论阐述，这本书甚至还被挤到了有关大众文化的社会学研究这一类别，因而剥夺了《区隔》根本性的批判冲击力。这类支离破碎的解读，继续尾随着英语世界对布尔迪厄作品的接受，而布尔迪厄在看似各种各样的研究中一以贯之的独特的知识分子生产方式却被完全忽略了。
同样成问题的是英美读者不太欣赏法国知识分子话语的系统组织性，而这种法国知识分子话语的系统组织性产生了布尔迪厄试图克服的反义词，为他所运用的资源提供了特别的价值。结果，英美读者总是很难理解布尔迪厄是如何把自己定位在知识分子场中的。例如，当布尔迪厄做学生时，法国的知识分子生活，是被列维-斯特劳斯和萨特这两个学界巨子的两难选择性所统治的。布尔迪厄最初主要受到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的影响，这一结构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他的工作，但他相对较早地开始向这种结构主义的新康德主义的肯定性挑战，就像福柯和德里达以不同的方式在知识分子场的其他部分所做的那样。布尔迪厄的挑战依靠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虽然他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发现的对立，成为了他的理论的核心内容，但他发展实践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克服这样的二分法，而不是在它们之中要求一席之地。
最典型的例子是布尔迪厄运用了大量英美语言中的策略。他发展“习性”这个概念是为了摆脱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观点的二元论。在他看来，习性的即兴反应不仅仅是对环境刺激的反应，它们是策略性的因素，习性不但表达了个别行为者的主观意图，而且具有结构基础。它们是布尔迪厄称之为“资本的积累”的策略。为了更详细地阐述这一想法，布尔迪厄借鉴了维特根斯坦和奥斯丁关于作为社会行为的语言用法，以及英美话语的策略行为，尤其是经济最大化方面的词汇。这些术语的运用使得布尔迪厄能够发展一种相对独立于法国语境的方法。然而，这也为英美学术界成问题的解读打下了基础，英美学者往往倾向于把布尔迪厄对这些术语的运用放到法国语境之外来理解，仿佛这些术语的运用独白式地表达了英美（尤其是经济主义）话语的策略性的理性主义。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法语语境中布尔迪厄强调的是其作品的经验性基础，而在英美语境中人们却必须重新肯定布尔迪厄作品的理论性一面，如果不这样强调理论（尽管不是在建立体系意义上的理论），以经验为依据的作品就会丧失批判性要素。正像布尔迪厄自己所辩白的那样，既然人们永远不可能把语言当作他们所操纵的一个完全中立的客体，因此，他有时会被这一语言引向一种纯粹策略性的或理性主义的分析方向，甚至比他想要做的走得更远。但在最近几年布尔迪厄发现有必要更直截了当地表示排斥理性选择的观点。
三 习性、资本、场
布尔迪厄的工作可以这样笼统地来描述：不断尝试在理论上克服具有社会理论特征的对立性，系统地阐述对社会生活的反观性探讨。这个工作的中心是三个基本概念：“习性”（habitus）、“资本”（capital）、“场”（field）。
“习性”这个概念在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他的实践理论试图超越两种理论之间的对立，其中的一种理论把实践仅仅看作构成性的（constituting），诸如现象学这样的方法论和本体论的个人主义；而另一种理论则把实践看作是被构成性的（constituted），如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和涂尔干的追随者们的结构机能主义。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生活应被看作是结构、性情（disposition）和行为共同构成的交互作用，通过这一交互作用，社会结构和这些结构的具体化的（因而也是处于某种境遇之中的）知识，生产出了对行为具有持久影响的定向性（orientation），这些定向性反过来又构成了社会结构。因此，这些定向性同时既是“构造性结构”又是“被构造的结构”；它们形成了社会实践，也被社会实践所形成。然而，实践并不是以态度研究的方式，直接从那些定向性中得到的，而是来自于即兴创作的过程，这一即兴创作过程反过来也是文化上的定向性、个人轨迹和玩社会交互作用游戏的能力所构成的。
这种被构成的、即兴创作的能力，就是布尔迪厄所谓的“习性”。布尔迪厄把习性描绘成一个普遍的生成组合体系，这些生成组合既有持久性（被铭写在社会的自我建构中），又可以互换位置，从一个场换到另一个场，在无意识的层面上起作用，在一个被构成的可能性的空间中发生，而这些可能性是由物质条件和运作中的场的交叉部分来界定的。习性既是主体间性的（intersubjective），又是行动中的个人的构成胜的场所；习性是一个性情的体系，这一体系既客观，又主观。这样，被构成的习性就是结构与行为、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动力学的交叉点。这样一个习性的概念使得布尔迪厄能够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行动者的行为，一方面行动者的行为是客观上同等的、有规律的东西，然而它却又不是规则的产物，另一方面，行动者的行为又可以通过有意识的理性来分析。
布尔迪厄的习性概念涉及的是有关知识的基本资源，这是人们作为生活于某种特定的文化或亚文化群的结果而获取的。如果一个人带有工人阶级的背景，他就会负载这一环境对他的行为的某种影响，例如言谈方式，对婚姻的态度，对本阶层的知识等。习性是一整套持久的性情，它注入个人对他在人际关系中要求什么和能够得到什么的预见之中。例如，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人士，会比一个工人更容易与教授、律师等权威人士相处，因为他们共享了某些价值观念、生活体验和教育背景。这些性情并不是有意识地被谈论到的，人们不需要真正意识到它们的影响，它们就会简单地显现在个人的行为之中，换言之，习性能够或者知道在任何特定的遭遇中应该怎样“继续”发挥功效。因而习性是一种认识性的和激发性的机制，它使个人的社会语境的影响得以具体化，它提供了一种渠道或媒质，信息和资源才被传导到它们所告知的行动中。因而，客观语境的交互作用和活动的即时性境遇都是通过习性的媒质才得以传递的。当习性设定一个个体的活动的较宽的参数时，人才能被理解为创造性的生物。在特定的境遇中，人不得不在习性的背景资源中进行“即兴创作”，才能处理某些未曾预见的境遇，而这恰恰是日常生活不变的特征。
布尔迪厄的“资本”这个概念既非马克思式的又非正规经济学的，它包含了对某人自己的未来和他人的未来施加控制的能力，因而，资本是一种权力的形式。这个资本的概念也能在理论上调节个人和社会，布尔迪厄认为，一方面，社会是由资本的不同分配构成的，另一方面，个人又要竭力扩大他们的资本，个人能够积累的资本，界定了他们的社会轨迹。也就是说，资本界定了他们的生活的可能性或机遇，更主要的是，资本也被用来再生产阶级区分。
布尔迪厄集中研究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区分和相反作用。经济资本是资本的最有效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的特性，它本身就可以以普通的、匿名的、适合各种用途的、可转换成金钱的形式，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经济资本可以更轻易、更有效地被转换成象征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反之则不然，虽然象征资本最终可以被转换成经济资本，但这种转换却不是即时性的。布尔迪厄以这种方式借用了马克思的术语，思考了文化和历史所受到的物质决定性的方式，并把阶级放到了他对现代社会分析的中心。
虽然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但它必须被象征性地调节。经济资本不假掩饰的再生产揭示了权力和财富分配的武断性特征，而象征资本所起的作用是掩盖了统治阶级的经济统治，并通过表明社会地位的本质以及使之自然化，而使社会等级制合法化。也就是说，非经济的场通过误认，来联结和再生产阶级关系，并使之合法化。
布尔迪厄提出“场”这个概念的目的是为“关系分析”提供一个框架，它所涉及的是地位的分析，对行动者占据的位置的多维空间的阐述。一个特殊的行动者的地位是这个人的习性与他（她）在地位场中的位置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地位的场则是由资本适度的形式的分布来界定的。
每个场都具有半自主性，由其自己明确的行动者，诸如学生、小说家、科学家等来表明其特征，由其自身的历史积累、自身的行为逻辑、自身的资本形式来表明其特征。然而，场并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在一个场中获得的资本酬劳可以被转换到另一个场中；况且，每个场都是处于权力场之中的，或者推而广之，处于阶级关系的场之中。每个场都是斗争的场所，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场的内部存在着斗争，存在着为争取权力来界定一个场的斗争。布尔迪厄把资本的不同形式的构成以及资本在各种场中的可转换性，放到了场的研究的中心位置。
布尔迪厄在具体的研究中把“习性”、“资本”、“场”三个中心概念互相联系起来，他从阶级习性与流通资本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把社会实践看成是在特定场的特别逻辑之中实现的东西。一个行动者的资本本身就是习性的产物，就像场的特性就是一个客观化的历史，这一历史使在那个场中操作的行动者的习性得以具体化。另外，习性还具有自我反观的特征。
在这三个概念的基础上，布尔迪厄尝试系统化地、反观性地探索社会生活，这种探索揭示了社会结构再生产的武断性条件，揭示了与社会生活相关联的那些性情和姿态再生产的武断性条件。这种探索是与解放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对布尔迪厄而言，研究人类生活如果不能帮助行动者理解他们行动的意义，那么，这种研究就没有什么价值。他试图通过分析误认的过程，即通过调查被统治团体的习性是如何掩盖使他们处于次要地位的条件，来阐释不平等性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再生产。布尔迪厄在对知识及其（通过教育制度的）传递的阐释中，在对差异性的社会构成的分析中，在对象征性暴力的分析中，始终追寻这一主题。
布尔迪厄的探索的确是反观性的，他意识到系统外不存在一个人们可以获得中立的、无偏见的地方。布尔迪厄作为一个分析社会的理论家，必然也要在他分析的东西内部进行操作，因此他本人既是一个科学和社会的分析者，又是这些场中的行为者。布尔迪厄对自己工作的反观和对自己所占据的地位的反观，引发了对各种各样问题的关注，这些问题涉及对反观性的追求。正如他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反观性是任何批判性社会理论的一个条件，这种社会理论尝试克服现代社会思想中极具代表性的二元论。正是基于这一认识，90年代以来布尔迪厄一直致力于分析当代法国的学术知识、专门的技术知识和官僚政治权力的产生条件。
四 文化资本理论
在布尔迪厄博大精深的跨学科研究中，文化资本理论是最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具有很大的独创性，它包含了对某人自己的未来和他人的未来施加控制的能力，因而是一种权力的形式。布尔迪厄认为，社会世界（social world）是一部积累的历史，而“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agent）或行动者的小团体所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资本是一种铭写在客体或主体结构中的力量，它也是一条强调社会世界内在规律性的原则，正是这一点使得社会游戏（大部分游戏，包括经济游戏）超越了简单的碰运气的游戏”。[132]
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揭穿了自由主义的神话，在自由主义眼中，社会世界就像一场碰运气的轮盘赌，犹如一个完美竞争或机会均等的幻想世界。在轮盘赌中，前一轮赢的赌注可能在每一次新的旋转中再次失去，轮盘赌既提供了在短时间内赢得大量钞票的机会，也允诺了在短时间内改变人们社会地位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没有惯性的世界，一个没有积累的世界，既没有继承权也没有固定资产。在这个世界中，每一个时刻都完全独立于前一个时刻，每一个士兵背包里都装有一根元帅的权杖，每个人都有可能立即中奖，因此，在每一个时刻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任何东西。”[133]布尔迪厄认为，资本的存在打破了这一神话，因为资本需要花时间去积累，资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扩大的形式去进行自身再生产的潜力，在资本的作用过程中，一切事物并不具有同样的可能性或同样的不可能性。资本是铭写在现实中的一整套强制性因素，它以一种持久的方式控制了它所产生的作用，并决定了实践成功的可能性。资本的概念也能在理论上调节个人和社会，布尔迪厄认为，一方面，社会是由资本的不同分配构成的，另一方面，个人又要竭力扩大他的资本，个人能够积累的资本，界定了他们的社会轨迹，也就是说，资本界定了他们的生活的可能性或机遇，更主要的是，资本也被用来再生产阶级区分。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是资本的最有效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的特性，这种资本本身就可以以普通的、匿名的、适合各种用途的、可转换成金钱的形式，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它在某些条件下能转化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而这些资源又是和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资本既可以通过运用一个共同的名字（如家族的、班级的、部落的、学校的、党派的名字）而在社会中得以体制化并得到保障，也可以通过体制性的行为得到保障。
文化资本的概念，最早是作为一种理论假定出现在布尔迪厄的研究工作中的，布尔迪厄试图通过这一假定来解释：出身于不同阶级的孩子取得不同的学术成就的原因，即出身于不同阶级的孩子在学术市场中所获得的特殊利润，是如何对应于阶级之间的文化资本的分布状况的。布尔迪厄的分析，超越了把学术成就的高低归因于个人自然能力的常识性观点，并深刻地指出了学术能力本身就是时间和文化资本上投资的产物，教育行为中产生的学术性收益，依赖于家庭预先投资的文化资本，这也是最隐蔽、最具社会决定性的教育投资。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具体状态、客观化状态和体制化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