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一百年来经过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或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三大阶段的发展，其内在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已经基本解体，尤其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正式登场后，女性主义思想许多立论的基点已经受到根本性的质疑。由此形成的多元化的女性主义研究格局，是否会成为女性主义理论重获新生的基点，也许仍然是一个疑问，但是，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却因此获得了一个自我反思，甚至自我否定的机遇。
与女性主义一样，后现代主义本身是一个庞大松散的理论思潮，然而以启蒙理性为代表的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则是后现代主义思潮较为一致的消解目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是两个并行发展的政治文化流派，而且关注的焦点各不相同，后现代主义更偏重于哲学上的创新，女性主义主义则更关注社会批判。按照南希·弗雷泽与琳达·尼科尔森的观点，“它们两者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令人深感不安的距离”，而且“各自对对方作出了一些重要的批判。后现代主义认为女性主义理论没有能够摆脱本质主义的影响，而女性主义则认为后现代主义仍是男性主义的，而且在政治上过于天真”。[185]但是，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在颠覆普遍性、确定性的宏大叙事和现存的等级秩序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仍能找到许多共同语言，而且这种本质的相似性甚至有可能超出社会批判的范畴，归根到底，两者都致力于击碎以肉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自我与他人、世界与神性等二元论为基础建构的统治—服从关系。事实上，后现代主义不仅为女性主义提供了反抗父权制统治的思想武器和方法论工具，而且也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批判传统女性主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在《事物的秩序》一书的结尾，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宣告了“人”的死亡：随着语言的存在越来越明亮地照耀我们的地平线，人终将逐渐消亡，“人的面孔将沉入海边沙地之中”，此时，传统女性主义所依附的人权思想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当后现代主义从差异性理论出发，解构确定性、普遍性的宏大叙事时，传统女性主义所主张的“男女平等”的概念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循着后现代主义思路发展起来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将此前一切的传统女性主义都送上了冷酷无情的解剖台。
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思潮内部，本质论者和构成论者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大理论阵营。本质论者以结构主义思想为武器，以温和的理论倾向探讨女性解放的可能性，仍然承认男女这两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构成论者则激进得多，“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的观念已被彻底消解，两性平等观念也被视为男权的思维逻辑而遭到唾弃，它放弃了有可能落入男性中心主义圈套的女性解放的具体目标。而将激进的批判锋芒指向了社会意识、思维习惯、人的主体性以及男权思想对女性主义的影响等。可以说，女性主义激进的价值取向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追求此时才真正做到了完美的契合，伴随女性主义一百多年发展史的本质主义倾向第一次得到了彻底的清算。在构成论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中，美国女性主义政治学家朱迪丝·巴特勒以最激进、最前卫的理论姿态，成为了西方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最前沿的代表人物。
一 面向实践的理论探索
朱迪丝·巴特勒任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修辞学和比较文学教授，1987年她发表了第一部著作《欲望的主体：二十世纪法国黑格尔学派的反思》，该书通过对大量不同领域思想家们作品的研究来追溯法国赞成和反对黑格尔学派的思潮的辩证法。使巴特勒声名鹊起并随之享誉世界的是她1990年出版的第二部著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该书由于把“性”（sex）、“社会性别”（gender）和“性态”（sexuality）作为强制性的文化行为来分析，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对传统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在1993年问世的《重要的身体：“性”的推论性限制》一书中，巴特勒试图深入地阐释一些在《性别麻烦》一书中快速掠过的话题，同时试图澄清伴随这本书的出版而产生的一些误解。这次，她从身体的物质性意味着什么这一角度，来看待“性”的强迫性的生产、异**的推论性根据以及它们是如何对其自身进行颠覆的。
在1997年出版的《激动的言语：表演性的政治学》一书中，巴特勒以她写作前两部著作时对社会性别问题进行深刻探讨的同样的知识分子勇气，来关注当今政治生活中言语与行为的关系问题。巴特勒将极具透视力的理论眼光聚焦于这样一种言语，即作为政治争论主体的行为的言语和作为规则制定主体的行为的言语。巴特勒把言语行为理论放置在政治、法律等问题中来阐释，并且对种族主义者和憎恨同性恋者的“憎恨言语”进行了特别的研究。巴特勒运用了德里达有关重复的理论，来阐明在新语境中话语的重复是怎样成为一种抵抗工具的，对巴特勒而言，这是一个极富实践性的探索。说白了，她关注的是，当语词对人构成伤害时，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因此，这项具有远见卓识，并且做得相当彻底的研究，涉及社会、政治、法律诸方面的憎恨言语以及有关憎恨语言学的话语。巴特勒直截了当地质疑了当今对言语进行裁定的实践，所谓裁定，就是试图界定什么是正确的言语，什么是被法律禁止的言语。巴特勒质问道，如果语词在法律上无法与行为相区分，我们是否可以推论：法律，与由语词引起的伤害，难道不具有同谋关系吗？本书同时对读者提出了一种颇具挑战性的阅读要求。
朱迪丝·巴特勒的著作已经成为了同性恋理论的一块主要基石，在《性别麻烦》和《重要的身体》两本书中，她从弗洛伊德、福柯、拉康、德里达的作品中汲取养料，对性、政治和身份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理论探索，而她另一本也是发表在1997年的《权力的心理生活：征服的理论》，则进一步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这本书中，她重新审视并修正了她的一些早期思想，而且找到了一些新的突破点。巴特勒运用黑格尔、尼采和心理分析批评的理论资源，来研究“征服”的思想是如何与具有一种身份（如男同性恋者身份和女同性恋者身份）进行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所谓征服，其实就是成为主体或获得一种意识。巴特勒通过对诸如男同性恋者穿着异性服装、军队中的男同性恋者、艾滋病等问题的讨论来展开她的思想，成功地运用了深奥的哲学理论对人类社会的具体问题进行探讨。然而，与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所不同的是，巴特勒的著作大都清晰易懂，《权利的心理生活》尤其具有高度的可读性。
另外，朱迪丝·巴特勒还与其他一些女性主义政治学者联袂撰写、编辑了好几本有关女性主义的书籍，1992年与琳达·辛格、莫琳·麦克格罗根等人编撰了《**福利：流行年代的性理论与政治学》，1995年与塞拉·本哈比、朱希拉·科内尔等人编撰了《女性主义斗争：一种哲学交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与琼·斯科特共同编辑的论文集《女性主义者对政治的理论化》，这些论文都是由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学者们撰写的。该书针对在女性主义分析研究领域中运用“理论”被说成是以一种政治力量来威胁女性主义的观点，着重探讨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政治地位问题，明确反对那种运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必定会削弱女性主义的看法，认为当今有关理论的争论在政治上极富内涵，这种争论必将引出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巴特勒和斯科特为该书奠定的理论基调就是向著名的法学专家、文学评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化理论家等人提出一系列问题，而该书收集的论文并没有直接解答这些问题，而是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具有拓展性的理论视角。
综观朱迪丝·巴特勒的著作，可以明显地看出，巴特勒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探索，绝不是空中楼阁式的思想漫游，也不是自我封闭的文字游戏，而是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意义，从性别的强制性、征服意识、憎恨言语、疑云密布的身体问题，到同性恋问题、理论探索在女性主义实践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等，巴特勒都力图以明晰的思路、深刻的分析和朴实的文风，探讨和回答后现代语境中女性主义实践的疑惑、困境和出路。
二 有疑问的身体
在《监禁与惩罚》中，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福柯极富创见地论述了身体与权力的关系。福柯认为在17世纪的政治制度中，国王的身体不仅是一个象征，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实体，它作为一种肉体的存在对君主制度的功能调节是必需的。在福柯看来，“身体问题的出现和不断紧迫化是通过政治斗争来展开的”。[186]那么，女性主义的政治斗争是否也必须通过对身体的政治的重新界定来实现呢？朱迪丝·巴特勒的回答是肯定的。
巴特勒首先向具有文化上的先决性并且被用来区分性别的“身体”这一概念提出了挑战。巴特勒敏锐地认识到，身体虽然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物，但却不能被理解为超越文化约束的前推论性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看，身体不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只是一个变化着的分界线，是“强加在一组不连续特征之上的人工性质的单位”。[187]值得注意的是，巴特勒认为身体作为一个具有渗透性的表面，同时也被政治性地作了规定，身体因而最终被禁锢在性别等级制与强制性的双性恋文化场的实践活动中。换句话说，巴特勒把身体看作是通过特别的话语被强制性地生产出来的。
对于巴特勒的这种观点，有不少人认为她回避了身体的生物学限制，以女性身体能够孕育生命为例，男性身体为什么就没有生产出孕育胎儿的能力呢？巴特勒在1998年与彼得·奥斯伯恩和林恩·西格尔所作的《作为表演的社会性别：巴特勒访谈录》中对此专门作了针对性的回答。首先，巴特勒并不否认确实存在着一些源于身体本身的限制，只是她在谈论“性”的推论性局限时，没有同时谈论对于话语的限制而已。其次，针对生育的例子，巴特勒巧妙地反问道：“身体在什么程度上通过其孕育生命的能力获得定义？为什么是怀孕使得身体获得定义？”此处，在怀孕问题上所集中体现出来的难道不正是某种总体制度性的实践吗？“虽然，女人的身体总体上讲的确被理解为具有孕育生育的能力，但事实是，还有女婴、女孩、老年妇女以及不能怀孕的几种年龄的女人。即使在概念上妇女具有怀孕的能力，但那也不一定是她们身体的显著特征，或者甚至是使得她们成为女人的显著特征。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想使再生产的或然性成为区分身体性别的中心。我不能确定在区分身体性别时怀孕的能力就是最显著的或主要的特征，我也不能确定究竟什么是区分身体性别的显著特征，如果怀孕的能力被确定为区分身体性别的主要特征的话，我认为那是一条强加的准则，而不是对生物学限制的中性描述。”
一个二三十岁的妇女，由于生理原因无法怀孕，或者由于社会原因不想怀孕，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她都得同规定她性别的准则作斗争，因为她会遭遇一种可能来自本人、也可能来自外部的失败感或不足感。如果她身处一个思想上较为开明的环境，她的这种感觉可能会减轻一些，那么，“为什么想要抚养孩子而不想生育孩子的女人，或既不想抚养又不想生育孩子的女人就不能拥有她的性别而又不感受到一种隐含的失败感或不足感呢”？也许出于同样的考虑，玛丽·奥布莱恩把“男性统治”定义为：对女性繁衍后代过程的主宰和控制。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则更为直截了当地指出，对妇女而言，人口再生产是痛苦的陷阱。[188]
有些女性主义政治学者认为妇女解放的源泉来自于对人类再生产过程的恰当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妇女人口再生产劳动与男性将人口再生产神秘化之间的矛盾。显然，在身体问题上，巴特勒并不是要否认某种生物学上的差异，而是要探究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推论性的、体制性的条件下，某些生物学差异会成为性别区分的显著特征。可以说，巴特勒的研究工作凸显了对性别作为一种政治范畴的批判，巴特勒认为：“当人们问‘这些不是生物学差异吗？’时，他们并不是真正对身体的物质性进行提问，他们实际上是在问再生产的社会体制是否是考虑社会性别的最显著的机制。存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推论性的强制实施的准则。”[189]
三 性别的表演性
琼·斯科特在《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一文中指出：将社会性别当作一个分析域是20世纪末的新生事物。事实上，社会性别是作为妇女概念的某种发展而被女性主义研究者采纳的。在60年代的女性主义学者眼里，“妇女”无疑是一个处于核心地位的概念，妇女作为一个被迫屈从的群体，她们的社会角色被贬值，她们的经验被认为是有问题的，通过展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妇女系统性的、普遍性的歧视，女性主义迎来了“以妇女为中心”的学术发展阶段。
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研究者认识到，如果没有男性参与改变现状，要充分认识并有效地改变妇女的屈从地位，以及她们的种种不利状况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受压迫者对压迫者的了解，往往比压迫者对她们的了解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社会性别的“关系性质”问题就浮出了海面，也就是说，妇女相对男性而言的社会位置，作为社会性别的关系，必须被置于复杂的支配机制中加以审视。这样，性与社会性别在概念上的区分就得以确立了，“性”（sex）代表了人的自然属性，而“社会性别”（gender）则表现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代表了男性和女性的文化特征。[190]换句话说，社会性别，作为社会的构成，指的是通过社会学习得到的与两种生物性别相关的一套规范的期望和行为，这是男女在日常接触中根据约定俗成的惯例交往从而取得的。于是“社会性别”就作为“妇女”的同义词，在美国女性主义学者中广泛地被采用，被用来强调性是区分社会地位的基础。
“社会性别”着重强调女性气质的规范定义的相关性内容，但似乎比“妇女”更加中立、客观一些，既包括妇女，又并非特指妇女。它本身没有表明不平等或权力的内容，也不代表受迫害的一方。从社会科学术语的角度来看，“社会性别”似乎更符合需要，但这一术语的新用法同时也质疑了正统的学术权威，因为用“社会性别”作为“妇女”的代名词充分表明与妇女相关的信息同时也与男人相关，所以对妇女的研究也就意味着对男人的研究。近年来，女性主义者们开始大量地使用“社会性别”一词，用以表示两性关系中的社会结构。社会性别强调的是一个完整的关系体系，其中包括性，但又不直接受制于性，也不直接决定性关系。然而，“社会性别”一词虽然表明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但却没有表明这种关系的构造原理、发挥作用的过程及其变化过程，此外，从它描述的角度来看，它仍然是一个与妇女研究相关的概念。[191]
作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激进代表，巴特勒的前卫之处在于：向认为性与社会性别之间存在着差异的传统女性主义观念提出了挑战。巴特勒认为不存在性别，只存在社会性别，因为生物学上的性别并不是一个可以被理解为不受文化约束的前推论性的现实，而且对生物学上的性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生产对身体带有文化倾向性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隐蔽了那个通过把生物学知识描绘成经验性证明而建立起来的过程，因而使得男人和女人的范畴及其各自特征成为我们对现实的常识性理解的一个组成部分。巴特勒通过否认性与社会性别之间存在着区别，强调了“性”范畴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性别化了的范畴，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并被政治性地自然化了，但它本身却并不自然。[192]巴特勒颠覆性与社会性别的区分的策略是，把身份概念从原因概念变成结果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与生俱有的身体并不决定他（她）的身份，相反，身份是一个人行为的结果。
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独创性地提出：社会性别是表演性的。所谓表演性，不同于表演，表演假定了一个主体，而表演性与主体概念有冲突。巴特勒的这番论述是以福柯式的前提开始的，即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话语生产作用的，而话语产生的作用又部分地生产并动摇了主体。显然，巴特勒对表演性的思考，着眼于话语有能力生产它所命名的东西这一方面，事实上，当我们开始仔细考虑何时才能讨论话语生产主体时，我们显然已经在谈论某种生产性的比喻了。于是，巴特勒就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表演性，尤其是表演性的言语行为（那种把它们命名的东西变成存在的言语行为）上，这正是话语以一种相当具体的方式成为生产性行为的时刻。巴特勒借鉴了德里达对奥斯丁的重写，并且进一步指出，这种生产性行为实际上总是通过某种重复和叙述产生的，因此，表演性就是一种工具，表演性的本体论作用通过这一工具得以确立；表演性就是一种推论性模式，通过这种模式，表演性的本体论作用得以成立。
一般读者之所以对《性别麻烦》表示出极大的热忱和兴趣，是因为他们喜欢把社会性别看作是一个“即兴演出的剧场”的观念，所谓即兴演出的剧场指的是不同的身份可以被采纳和表现出来的场所。巴特勒认为我们的性别角色虽然可以通过模仿表现出来，如男性着异性服装往往被当作颠覆社会性别的一个例子，但我们应该警惕我们所用的有关表演性的例子，在公共领域中显然存在着很富戏剧性的重塑身体的欲望，存在着虚幻地改变身体的欲望。巴特勒并不把男性着异性服装看作是颠覆社会性别的一个范式，因为男性着异性服装本身有其内在制约性，用巴特勒的话来说，男性着异性服装有其自身的忧郁症。事实上，巴特勒也并不认为：如果我们被更多地拖离社会性别，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舒畅。
四 解放的可能性
巴特勒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最显著的特色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女性主义自身。在巴特勒看来，世界并不普遍存在所谓父权制度，“女人皆受男性压迫”的传统女性主义观点有着宏大叙事的色彩，它遮蔽了传统女性主义过分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它导致了一部分女性经验被夸大为全球妇女的普遍经验。由于性别表演理论的提出，“女性”这个概念本身的确定性，已被巴特勒震撼得摇摇欲坠。巴特勒流畅、机智的论点已经引发了一个有关女性主义政治理论发展前景的“麻烦”，在这个“麻烦”的骚扰之下，支持性别等级制和强迫双性恋的那种关键的规定性虚构，已经成了极不可信的东西，而且“女性”这一范畴本身也已变得疑问重重。对巴特勒而言，传统女性主义政治只试图把“妇女”从父权社会中解救出来，而不是要改变我们现有社会的内部结构，这实际上肯定并重新生产了那种对人进行二分并把人放置到相互对立位置的文化结构。事实上，坚持一元论主体并没有使人自由表达神秘的身份，从而摆脱权力的污染，相反，倒是继续在重新创建性别和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结构，并重新运用权力去规范这些结构，此处，我们看到的显然是彻底的德里达式的解构思路与福柯式命题的有趣结合。
巴特勒进而认为“对社会性别的表达背后并不存在着社会性别身份，身份是由被说成是其结果的这种表达所表演性地构成的”[193]，也就是说，并不存在着“社会性别真实的或虚假的、真正的或被歪曲的行为，而那种对于真实的社会性别身份的假定，则是一种规则性的虚构”。[194]为了向这种虚构挑战，巴特勒建议道，新的身份可以通过那些取代无争议的“自然”表演的矛盾表演来建立，这种矛盾表演显然要借助于德里达意义上的重复和模仿，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重复本身，而是如何重复，以及通过社会性别的剧烈扩散来取代那些使得重复得以进行的社会性别准则。[195]至于模仿，也绝非普通意义上的模仿，因为巴特勒并不是在谈论对原初性的模仿，而是在论述对模仿（即早已由文化结构所形成的对所存社会性别以及**的规定）的模仿。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用重复和模仿的观点作为对强加的文化范畴的政治解毒药，在某些方面似乎缺乏说服力并且困难重重，这一点连巴特勒本人也已注意到了。因为社会性别表演论在解答问题的同时，又引发了许多急需回答的问题：表演性是否指人通过符合一种身份特征的表演行为来拥有那种身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这里的“人”又意味着什么？它表明的难道不是一种先于行为而存在的身份？如果“人”不是表明一种身份，那么，谁又是行为的表演者？那么，为何又要说出一个不在场的进行表演的“人”？
巴特勒的真实意图是否指：当人们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性别时，随着社会性别差异而出现的性压迫就有可能消失？或者说，被赋予不同社会性别身份的主体，是否有可能从压制性的社会条件中解放出来？
其实，这种解放的可能性已经与知识的生产、再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巴特勒思想的敏锐之处在于：她指出了即使知识本身，也正不断地通过对以前知识的重复、再肯定或者争夺的那些表演而被重新创造，在这些重复中，我们应该如何用我们表演的自然感觉来同非自然化的身份进行妥协呢？事实上，在把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从一个内部来源移到一个创造自我（身份）的结果的这一过程中，我们既失去了对于自己感觉的连续性的阐释，又失去了对于我们的感觉是如何整合成一个连贯“自然的”身体的理解。因此，女性的解放，或者说人类的解放，将还有一段非常艰巨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