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的史论，是《后汉书》的精华所在。除了上述前人所做的有关评价外，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他在史论中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哲学及学术思想，都是十分重要的史学遗产。
首先，他对东汉时期的大治乱得失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论王莽、东汉之际的形势说：“传称‘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宽则得众’。夫能得众心，则百世不忘矣。观更始之际，刘氏之遗恩余烈，英雄岂能抗之哉！然则知高祖、孝文之宽仁，结于人心深矣。”[15]从历史的形势来看，范晔所论未必中肯，但他提出了“得众心”“结于人心深矣”对于政治上的成功的极端重要性，无疑是深刻的见解。他论“中兴之业，诚艰难也”，认为光武“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16]是明智之举。认为光武吸取西汉初年分封异姓诸侯王的教训，“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仅以少数功臣“与参国议，分均休咎，其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也是明智之举。论末总结说：“祟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17]这是把不同的政策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范晔在《皇后纪》序论中，也还指出了东汉“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维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18]的弊端。在《宦者列传》的序论中，范晔一方面分析宦官和外戚勾结的原因，另一方面又分析了宦官得势的种种不同情况，以及造成“纲纪大乱”“败国蠹政”的严重后果。凡此，都是着眼于政治得失所做的历史评论。
其次，范晔的史论还表明了他在历史观上的朴素唯物论倾向。他批评佛教“好大不经，奇谲无已”，“故通人多惑焉”[19]。他批评种种方术“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20]；方术怪诞之论“纯盗虚名，无益于用”，不过是有人“希之以成名”[21]的工具罢了。他对武帝“颇好方术”，光武“尤信谶言”，桓帝“修华盖之饰”，都采取批评的态度。他在《光武帝纪》后中引卜者王长语，举方士夏贺良上言，望气者苏伯阿语，以及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人的预言，以证明“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这在《后汉书》史论中是极特殊的一例，自然不值得称道。他极少讲“天命”，即使讲到了，也是采取保留的态度。他说：“天命符验，可得而见，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归于信顺乎！”[22]他是把顺乎天、信乎人结合在一起来看待的。这虽多少带有一点折中的色彩，但范晔的思想倾向不是折中的，所以直到临死前还说：“天下决无佛鬼！”
最后，范晔的史论，显示出他对东汉时期学术史的兴趣和见解。例如，他论道术，一方面说它“有补于时，后人所当取鉴”，一方面指出“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专心焉”[23]。他论经学，批评经学的烦琐、误人，同时指出“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的成绩。他论史学，肯定“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又对迁、固做了比较，并给予班固很高的评价。但他不同意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认为班书“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24]。这个评论在史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他论应奉、应劭父子说：“应氏七世才闻，而奉、劭采章为盛。及撰著篇籍，甄纪异知，虽云小道，亦有可观者焉。”[25]他把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位唯物思想家合传，说王充《论衡》“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王符《潜夫论》“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说仲长统所著《理乱篇》《损益篇》《法诫篇》都“有益政者”[26]。《后汉书》其他类传，如《党锢》《循吏》《酷吏》《文苑》《独行》《逸民》《列女》等传的序、论，也都是对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的政治作用和社会影响做了精彩的评论。范晔的史论，言深意远，用词典雅，在史学上是不多见的。
[1] 沈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1页。
[2] 赵国华：《谈范晔〈后汉书〉的序、论、赞》，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施丁：《谈谈范晔的史论》，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8期；舒仁辉：《范晔〈后汉书〉史论探讨》，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臧云浦：《范晔〈后汉书〉研究二题》，载《徐州师院学报》，1993年第1期等，不一一列举。
[3] 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范晔作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1页。
[4]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六“后汉书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70页。
[5] 刘知幾：《史通》卷四《论赞》，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2页。
[6]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六“范矫班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52页。
[7]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52～753页。
[8]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后汉书编次订正”，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2页。
[9]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五“邓禹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43～244页。
[10]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七“马蔡论赞”，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64页。
[11]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六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71页。
[12]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七“陈蕃传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65页。
[13]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党锢传》总叙”，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66页。
[14]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10页。
[15] 范晔：《后汉书》卷十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08～509页。
[16] 范晔：《后汉书》卷十八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97页。
[17]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88页。
[18] 范晔：《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上序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01页。
[19]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32页。
[20]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方术列传上》序，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03页。
[21]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方术列传上》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25页。
[22]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44页。
[23]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下《郎顗襄楷列传》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85页。
[24]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列传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86页。
[25]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八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22页。
[26]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