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我们对于范晔自己所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云云，当有一个大致的认识。而“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云云，当做何看待呢？
《后汉书·循吏列传》以下，有《酷吏列传》《宦者列传》《儒林列传》《文苑列传》《独行列传》《方术列传》《逸民列传》《列女传》，以及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等传。这十五篇传的序论，难以尽述，兹举数例，略做评析。
《循吏列传》序概述了东汉一朝循吏简史，认为光武时期与章帝、和帝以后，是循吏辈出、往往不绝的两个时期。循吏的特点是“仁义笃诚，使人不欺”，“可以感物而行化”，做到“明发奸伏，吏端禁止”，“移变边俗”，等等。范晔着重指出了循吏的出现，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风范。故序文用了近一半的篇幅称赞光武帝的“勤约之风，行于上下。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自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充分肯定了这种垂范作用对于循吏政治的重要影响。《循吏列传》后赞进而指出了循吏政治的社会作用是：“推忠以及，众瘼自蠲，一夫得情，千室鸣弦。”作为史学家，范晔对循吏表示出“怀我风爱，永载遗贤”的崇敬之意，表达了他的一种社会理想。
同循吏相对的是酷吏。《酷吏列传》的序、赞表明范晔对酷吏政治的朴素辩证认识。他一方面认为酷吏的出现是政治统治中不可避免的，酷吏的特点是“肆情刚烈，成其不桡之威”。他们敢于“揣挫强势，摧勒公卿”的执法精神“亦为壮也”，故能“厌快众愤”；但毕竟手段严酷，“末暴虽胜，崇本或略”。这个评价自然不如对循吏的称颂，但范晔也没有完全否定酷吏的作用，认为前者是本，后者是末，他们的关系，是为政之中的本末关系。
《后汉书·宦者列传》序，也可被视为一篇宦官小史，而以论东汉为详。从历史上看，范晔认为，宦人中“其能者”可有功于国，“其敝也”则为国之祸。西汉时的宦人，“勤心纳忠，有所补益”者有之，“以佞险自进”“损秽帝德”者有之。东汉时期，宦官权重，以至于“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汉之纲纪之乱矣”。范晔在后论中还分析了宦人的权力是历朝历代逐渐滋长起来的，其危害终于发展到“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故其为墟”的地步，“今迹其所以，亦岂一朝一夕哉！”应当说，这是一篇极为深刻的对宦官参与政事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但历代皇朝体制又决定了它无法割去自身肌体上的这个赘瘤，以致一再重复因宦人掌权而造成“纲纪大乱”“社稷为墟”的政治悲剧。
《后汉书·儒林列传》的序与论，是范晔史论之佳作中的突出者，历来为论者所重，上文已经涉及于此，笔者亦拟另撰专文，予以评论，此不赘述。
以上《循吏》《酷吏》《宦者》《儒林》四传的序、论，都反映了范晔对政治统治、国家兴衰的关注，反映了他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和历史人物评价标准。
《后汉书》“六夷”传的序、论，分别论述周边各民族、各地区同三代、秦汉的关系，而尤着意其与东汉联系的密切。他写道：“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凡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14]尽管范晔于“六夷”传的序论及传文中，对各族仍难免有不恰当的评论，然上引这段话所确定的基本看法，反映出他对各族关系的认识，大致上是继承了司马迁的思想传统，是难能可贵的。
《后汉书·循吏列传》以下各传诸序、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纵向论历史演变，横向评得失利害，以陈述史事为目的，以总结经验为归宿，有吞吐古今之志，无矫揉造作之意，此即其所谓“笔势纵放”之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