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史论之所以受到重视，除上述顾炎武、王鸣盛、赵翼分别说到的有关因素外，还有哪些原因呢？这里，不妨据王鸣盛所论诸例做具体分析。通观王鸣盛所举诸论，对范晔史论大致可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评论平允，二是推明忠义，三是致意风俗。
关于评论平允。王鸣盛在“邓禹论”条下引《后汉书·邓禹传》后论并对此发表评论说：
“论曰：邓公功虽不遂，道亦宏矣！及威损栒邑，兵散宜阳，褫龙章于终朝，就侯服以卒岁，荣悴交而下无二色，进退用而上无猜情，君臣之美，后世莫窥其间”云云。蔚宗此论，不甚贬禹，而亦深许光武，最为平允。袁宏《后汉纪》第七卷为禹论，乃深责光武，以为功高不赏，反复为禹惋惜、呼冤。愚谓禹粗定长安，旋为赤眉所败，废然而返，功颓业丧，虽归大司徒印，仍封侯食邑，及中元元年复行司徒事，为幸多矣。宏此论殊不平。[9]
王鸣盛认为范晔对邓禹及光武的评论“最为平允”，是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作为根据的。第一个因素，是从邓禹同光武的关系来看，他同意范晔的认识。第二个因素，是从邓禹的全部宦途来看。第三个因素，是从范晔史论同袁宏史论的比较来看。这末了一点很值得注意。《后汉纪》先于《后汉书》而书，但范晔并不受前者史论的局限，而是独立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正是从范、袁二人史论的比较中，王鸣盛得到了“平允”与“不平”的两种结论。王鸣盛关于“平允”的结论，还见于他对“马蔡论赞”的评价，他写道：“马融、蔡邕，传各为一卷，而论分赞合，变例也。马论虽贬之实惜之，反复有味，蔡论则全是申雪矣；赞亦抑马扬蔡，平允而意致深长。”[10]此处所论，不仅是“平允”，还加上了“反复有味”“意致深长”，史论要达到这一意境，可谓难矣。
关于推明忠义。如上文所说，王鸣盛对于范晔史论的精神境界尤为称颂，其论《陈蕃传》后论，便是突出一例。范晔《后汉书·陈蕃传》后论是这样写的：
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而驱驰险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仁，虽道远而弥厉。及遭际会，协策窦武，自谓万世一遇也。懔懔乎伊、望之业矣！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11]
这一首史论，从陈蕃个人际遇结局，论到了士人的志向及不同的处世态度，进而论到信义、民心、朝代存亡，其旨趣、情志，溢于字里行间，诚可谓“反复其味”“意致深长”。对于这首史论，王鸣盛是这样评价的：“《陈蕃传》论推明忠义，心事悲愤壮烈，千载下读之，凛凛犹有生气。以王允与蕃合传，其与允也至矣。”[12]从这里，可以看出范晔史论对后人确有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出于他对社会进步、朝代兴亡的深切的关注之情，以及他对那些为进步和正义而“抗论”、而“争衡”的士人的崇敬之意。
关于致意风俗。这个特点与上文所论有密切关联，因其言及风俗本亦着眼于社会进步与朝代兴衰存亡大势。对此，王鸣盛写道：
《党锢传》首总叙说两汉风俗之变，上下四百年间，了如指掌；下之风俗成于上之好尚，此可为百世之龟镜。蔚宗言之，切至为此，读之能激发人。
《后汉书·党锢传》序，约一千五百字，引文不长。在这篇序文中，范晔概说两汉风俗的几次变化，指出：“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这就是王鸣盛所说的“可为百世之龟镜”的论点。在这首序文中，范晔对于一些士人“清心忌恶，终陷党议”，深致不平之意。王鸣盛对此表示钦佩，指出：“袁宏《后汉纪》第二十二卷论党锢一段，蔚宗虽亦稍取之，然彼乃深斥党人之非，用意与蔚宗不同。”[13]查《后汉纪》此论，亦可谓一首宏论，然其意在强调“野不议朝，处不谈务，少不论长，贱不辩贵”的“先王之教”，与范晔论旨迥然不同。在这里，王鸣盛仍然运用比较的方法，指出范、袁史论的异趣，很可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