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老的杰出的史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他继承、发扬了中国史学上“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具“通史家风”的优良传统，在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有一段名言，他说：
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2]
章学诚的这段话，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史学的历史渊源和学术积淀。大家知道，自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撰成《史记》这部不朽巨著后，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和撰述境界就成了后辈史家学习和追求的崇高目标。尽管班固所撰《汉书》受到后世的极大重视，以至在隋唐之际就形成了“《汉书》学”，但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史学发展史上，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还是要超出班固的影响。《汉书》受到重视，是因为它更适合于撰写朝代史即皇朝史的需要；而《史记》受到重视，正是它的历史思想和撰述旨趣的深邃。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在中国史学上，有许多史家和思想家，不论其是否撰写过通史，他们对“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旨趣，都十分推崇并努力追求。南宋郑樵在《通志·总序》中，阐述了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和撰述旨趣，并对“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反复论说，再三致意，从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郑樵在评价司马迁、班固时，有所偏颇，即没有充分注意到历史上史学家“断代为史”的必要性。但是郑樵的“会通”思想及其所著《通志》一书，还是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章学诚评价司马迁、班固，在认识上比郑樵来得更深刻些。他说《汉书》是“方以智”，“智以藏往”；《史记》是“圆而神”，“神以知来”。这是把二者的特点都说到了。但是章学诚也并非没有倾向，他明确指出：“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3]毫无疑问，章学诚更重视史家的“通变化”。
我们可以认为，用章学诚的这些话来看待范老的治史及其成就，是非常贴切的，即在历史观点、内容详略、评价异同、轻重取舍、学风之严谨、类例之灵活等方面，尤其是“独断于一心”的见解，都显示出“成一家之言”的突出成就。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范老在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上，反映出了他的鲜明的“通史家风”。范老指出：
史学工作者不要自己跑到“禁闭室”里去坐“禁闭”。研究古代史的人，说我只读有关古代史的东西就可以，不必读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的人，也说我只读有关近代史的东西就可以，不必读古代史。这样想，就是自己坐“禁闭”。我们研究某一部分历史，着重地读有关这一部分的理论书和资料书，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读前前后后的历史，这就不对了。学古代史的读了近代史，学近代史的读了古代史，如果不读今天的历史，那还是在“禁闭室”里。[4]
范老用“坐‘禁闭’”这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研究历史而不通古今的弊病，犹如自己“画地为牢”一般。同时，范老也是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因为他并不反对史学工作者着重地“研究某一部分历史”；他所不赞成的是，用“某一部分历史”限制了自己对整个历史的视野。我理解范老的本意是：希望史学工作者在着重“研究某一部分历史”的基础上，还要努力开拓历史视野，注意到历史发展的前后联系和古今贯通的客观逻辑。这样，在历史认识和历史评价上就会更全面、更深刻、更“自由”。按照范老的比喻来说，就是可以从“禁闭室”里走出来了。当今，研究历史有越来越细化的趋势，比之于“古代史”“近代史”的“画地为牢”似乎更为突出。范老的这些话，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在历史分期上的独立见解，可以说是在理论意义上反映了范老的“通史家风”，是对古代“通史家风”的重大发展。《范文澜全集》第十卷收录了范老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论文和演讲有：《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1940年）、《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1955年）、《略谈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1956年）、《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1956年）；此外，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1963年修改稿）一文中，第四、五、六共三节，是讨论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的。这就是说，在二十多年中，范老始终在探索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范老在古代史分期、近代史分期问题上，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实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第一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范老讲历史分期问题，都是从根本问题着眼，如经济状况、阶级关系、社会基本矛盾等。他论中国古代史分期，讲得很详细；论中国近代史分期，也讲得很详细，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在“通古今之变”上的长期追求。
指出通史编撰的艰难，反映出了范老对待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认识上的理性和勇气。范老研究、撰写中国通史数十年，对这项工作的艰难有深刻的认识。范老这样写道：
通史的工作是这样艰难的，要认真做好通史，就必须全国史学工作者很好的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或研究断代史，或研究专史，或研究少数民族史（没有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中国历史几乎无法避免地写成汉族史），或研究某一专题，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5]
范老说的这些话，不仅对于写出一部好的中国通史是必要的，对于培养具有中国通史见解的史学家来说，也是必要的。在范文澜之前，梁启超曾讲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先把各种“专史”做好了，然后就“可以把一部顶好的中国全史做出来”[6]。但是范文澜所讲的，比梁启超讲的要深刻得多。一是范老强调了局部同全局的辩证关系，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二是范老指出了撰写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历史的重要性。这是他数十年研究和撰写中国通史的感受和经验，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为人民写通史，反映了范老崇高的历史使命感。范老曾满怀**地写道：
中国人民需要好的中国通史，这是因为中国各民族人民千辛万苦，流血流汗，一直在创造着自己的祖国，创造着自己的历史。既然是自己创造的，产生热爱祖国，热爱历史的心情，也是很自然的。今天人民革命胜利了，劳动人民真正当了自己祖国的家，对自己祖先创造历史的劳动和伟大，特别感到亲切与尊敬，要求知道创造的全部过程，为的继承历史遗产，从那里吸收珍贵的经验，作更伟大更美好的新创造。
……我希望全国史学工作者，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下，同心协力，为写出一本好的中国通史而奋斗。[7]
从这里，可以看出范老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的高度自觉。
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上，从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到1999年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百年之中，几代中国史学家为了写出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通史，倾注了不可估量的心血。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兴盛成为史学家们精神的动力、力量的源泉。范老所说的话，也可以被看作几代史学家心声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