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老史学风格的又一个重要特点，表现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结合中国历史的特点，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范老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通史研究，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一个里程碑。正如蔡美彪先生所概括的那样：“本书的编写宗旨和特定的需要，都要求编者不能沿用旧有的历史著作或教科书的编写成例，而必须自辟蹊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郭沫若等学者曾应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也有一些专论刊布。但是，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中国整个历史的全面贯通的著述，还是前此所未有。范文澜曾说：本书属于‘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写的历史’。”[8]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通史简编》是科学的中国通史撰述的开山之作。
范老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范老在中国历史方面有深厚的造诣以外，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
1959年，范老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演讲中指出：
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学习理论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了之后，要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也就是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获得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解决它们的办法也新变无穷，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貌似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灵丹圣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9]
范老这里说的“神似”是马克思主义，而“貌似”则是教条主义。他用“神似”和“貌似”来做比喻，既深刻，又形象。这使我想起刘知幾这位唐代的史学批评家说过的一段话，他认为，学习前贤，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貌异而心同”，即形式上有差别而思想上是相通的，这是从本质上学习了前贤；一种情况是“貌同而心异”，即形式是相同的而思想上却相差甚远，这是从表面上学习前贤，真正要学习的东西并未学到。他认为，学习前贤，应该是“貌异而心同”才好，即形式上有所创新，而思想上却是相通的。[10]清人章学诚在论及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演变时写道：“《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11]我们可以把章学诚说的“形貌”理解为“貌似”，把“精微”理解为“神似”。在章学诚看来，《左传》和《史记》，一为编年，一为纪传，形貌大不一样，而史家旨趣却相近。反之，《汉书》和《史记》同为纪传之书，形貌相同，而史家旨趣却相去甚远。以上刘、章两位史学批评家所论，对于我们理解范老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上思之甚深，有很大的帮助。
我认为，范老用“神似”来比喻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学好，学到手，而且也能运用得当，是他的深刻体会的反映和概括。他的《中国通史简编》，“全书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句，绝少教条式的空泛议论，而是具体分析具体事物，夹叙夹议，显示出中国历史的特点。所以本书出版后，既反对了‘离开中国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又开拓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中国历史的新境界，从两个方面取得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成就，开一代之学风”[12]。读范老的历史撰述和他的有关言论，对我们今天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