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庐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研究的一代宗师，胸襟博大，虚怀若谷，一方面倡导坚持真理，敢于创新，另一方面“执行自我批评，聆听学术批评”。他说：“我认为，学贵自得，亦贵自省，二者相因，不可或缺。前者表现科学探索精神，后者表现自我批判勇气。历史科学如同其它科学一样，总是在探索中前进的，难免走弯路，有反复，因而不断执行自我批评，检点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会固步自封。”[6]外庐先生这种对待历史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学术研究的态度，是严肃的，也是科学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今天的历史学界是需要大加发扬的。外庐先生举例说：“我和我的合作者可以互相改稿，没有顾虑，即或是青年同志，只要他们对我的稿子提出了意见，我总是虚心考虑，将不妥之处反复修改。仅以《老子》研究而言，我从30年代撰写《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至50年代修订重版《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的20年间，曾四易其稿。每易一稿，都可以说是执行一次自我批评。”[7]学人的自我批判，尤其是名家的自我批判，是需要勇气的；而这种勇气，总是跟超凡脱俗的自省意识结合在一起。这种自省意识愈是自觉、愈是强烈，就愈显出名家的风范、学者的本色。外庐先生说：“就资质而论，我是个常人，在科学道路上自知无捷径可走，惟有砥砺自学，虚心求教，深自省察，方能不断前进。”读着一位史学大师说的这些话，联想到自己，也“深自省察”，不觉汗颜，于是益生“砥砺自学”之心。我想，凡认真读了外庐先生这些文字和他的皇皇巨著的史学工作者，都会从中得到深刻的启发，增强自己的“自省”意识，促进自己学术的前进。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外庐先生所强调的“自省”精神，即自我批判精神，正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的治学方法和精神品质。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对奴隶制时代的研究，范文澜对中国通史的研究，都提出过认真的自我批判。这种郑重的自我批判，无损于他们的成就的辉煌，反而越发显示出了他们对历史科学的真诚和宽阔胸怀，赢得史学界同人的尊敬。
外庐先生说的“自省”，不只是“执行自我批判”，还要“聆听学术批评”。他说：“我觉得学术批评之所以值得欢迎，主要是自己可以借助于这些批评（哪怕在自己看来是不能同意的批评）来启发思考，帮助自己提高学术水平。”在外庐先生看来，学术批评是“启发思考”和“提高学术水平”的一个动力。因此，作为一个学人，是不应该“拒绝批评”的。在这里，学术批评被赋予一种崇高的责任。由此引申开来，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学术水平的提高，学术批评起了重要作用，因而是不可或缺的。根据外庐先生对学术批评的这种理性认识，反省当前的史学界，是否可以认为：史学批评大有提倡的必要。应当承认，在这方面，我们对已有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不够的。外庐先生从他的亲身感受说：“我的著作出版之后，经常受到并世学者和读者的批评。我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对于奖勉我者，益生谨慎恐惧之感，面一句一字之教言，则使我反复思考，检点得失。’我至今仍以此自勉。”[8]学术批评，有“奖勉”，也有“教言”，它对于名家如外庐先生能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固然表明外庐先生的学术境界之高，但也表明了学术批评本身所具有的魅力。我们的史学工作要有更大的发展，我们的历史研究水平要有更大的提高，就应当大力开展史学批评，就应当像外庐先生那样对待史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