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就外庐先生提出的“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民族化”的问题，再讲一点认识。什么是“民族化”？外庐先生认为：“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9]外庐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自谦地说：“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古代思想发展的特征的论述，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的掘发，都是我在探索历史科学民族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尝试。”其实，外庐先生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岂止是尝试。他不仅是一位自觉的先知者，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成功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要已经提出了极为明确的认识，他指出：“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10]。外庐先生所概括的这种情况，可以被看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成熟阶段的标志。如果说“仿效”或“模仿”在特殊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仿效”或“模仿”终究不能代替创造也是必然的。因此，对于以“仿效”或“模仿”走向创造，不能没有自觉的意识和艰苦的努力。这是外庐先生治学的原则和方法给予我们的又一个重要的启示。外庐先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世所公认的，正如许涤新先生所评价的：“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史和思想史，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写出了完整的系统的著作，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独立的见解。”[11]这个评价，语言是质朴的，含义是准确的，位置是崇高的；缺少其中任何一句话，都是不足以概括外庐先生在“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研究这个成就的具体方面，固然是需要继续下功夫的，但更值得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时隔40年后外庐先生重新提出了这个“民族化”的问题？他批评的“五四”以来“史学界出现一种盲目仿效外国的形式主义学风”，并表示“对这种学风深不以为然”的态度，在今天是否还有值得人们思考的地方？
以我的浅见，外庐先生在40年中两次讲到有关“民族化”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在今天仍须引起史学界同行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文化又一次出现大面积、多层次交会的形势，介绍和仿效仍是不可避免的，但真正的出路和发展却在于创造。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都要注意“民族化”的问题，更何况形形色色的外国史学流派、史学思潮呢。“民族化”的主要标志是什么？从根本上说，是“总结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要做到这一点，没有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不行，没有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也不行。这个道理，适用于历史学的各个领域，其中也包括史学理论这个领域。近十几年来，我国史学界在史学理论的研究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我们也应当十分冷静地看到，这方面的研究跟外庐先生说的“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相比较，还有很大的距离。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在讨论外庐先生的史学理论遗产的科学价值时，就应更加自觉地认识到注意史学理论民族化的重要。外庐先生的辉煌巨著和理论认识，给我们提供了启示和榜样。我们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总结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推进史学理论民族化的发展。
“民族化”的要求是要注意到民族的特点和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它在本质上并不是排他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写成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有明确的、科学的论述。他在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讲到“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12]时，也指出对于外国文化应当避免排外主义的错误和盲目搬用的错误。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只有正确地吸收了外国优秀的或有益的文化成分，我们中国文化的“民族化”就不仅具有民族的特点，而且也具有时代的高度？历史研究不能例外，史学理论研究自亦不能例外。我们应当继承外庐先生的遗志，把“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民族化”的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侯外庐先生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位大师，在中国史学走向现代意义的科学化的历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他的皇皇巨著，他的理论建树，以及以他为首所形成的一个有宗旨、有成就、有影响、有传人的史学学派，是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杰出贡献。
外庐先生在史学理论方面的遗产，洋溢在他的许多论著当中，并不只限于他为《选集》所写的《自序》讲到的那些。他的史学理论遗产的科学价值，也不只限于本文所讲到的这几个方面。本文所讲到的几个方面，只是我思考得较多一些问题，认为它们对于当前史学工作的理论建设和学风建设，具有认识上和实践上的重要价值。
纪念侯外庐先生诞辰90周年，我们要学习他追求真理的一生，勤奋治学的一生；学习他在社会史、思想史研究上的丰富成果。同时，我们也要认真总结和继承他在史学理论方面的遗产，以促进史学理论建设的发展，促进史学工作的发展。
[1]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9页。
[2] 参见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19页。
[3]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页。
[4]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5]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15页。
[6]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7]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8]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20页。
[9]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页。
[10]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前言，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50年，第1页。
[11]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