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端临以“文献”名书，其着意于文献是极显然的。清乾隆《重刻文献通考序》说：“会通古今，该洽载籍，荟萃源流，综统同异，莫善于《通考》之书。其考核精审，持论平正，上下数千年，贯穿二十五代。于制度张弛之迹，是非得失之林，固已灿然具备矣。”这一段话主要是从文献方面评论了《文献通考》的价值，肯定了它在历代制度的荟萃、综统上的会通、该洽、考核、评论的成就。清代四库馆臣几乎对《文献通考》各考都指出了失载、阙略处，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认为此书“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按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按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7]。这里指出的两点是很重要的：第一，《文献通考》叙宋代典制最详，不少是《宋史》各志所未能包括的。以《文献通考·钱币考二》与《宋史·食货志下二》《食货志下三》所论钱币、会子相比较，则前者援引元丰间毕仲衍所记“诸路铸钱总二十六监”的名称、地点及铸钱数，以及“铜钱一十三路行使”“铜铁钱两路行使”“铁钱四路行使”等名称，后者均不载，而前者所叙交子、会子、川引、淮交、湖会，亦远比后者为详。他如《学校考》因是从选举门析出，其论宋代地方学校之盛，更非《宋史·选举志》所能包容。至于《经籍考》因列举评论，卷帙浩大，自非《宋史·艺文志》仅限于著录书目所能比拟。第二，是《文献通考》比《通典》详赡。这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考》接续了自唐天宝之末至宋嘉定之末四百多年典制发展的历史；二是补充了《通典》不曾论到的五个门类；三是改变了《通典》以“礼”占全书半数的格局，而大大充实了所析各门类的分量，又如《兵考》主要叙历代兵制，亦为《通典·兵典》所无。
以上，都表明《文献通考》在文献方面的重要价值。此外还必须注意到《文献通考·经籍考》在文献学上的价值。《经籍考》共76卷，约占《文献通考》全书22％，是24门中卷帙最多的。它录先秦至宋“存于近世而可考”的各类文献约5000种[8]，按四部分类编次，部类有序，著录之书皆有题解。题解多援引前人所论，间或也自撰按语。《经籍考》具有相对独立性，是一部辑录性的目录书，其辑录诸家所论，多出于宋代，如崇文总目、郑樵、晁公武、陈振孙、洪迈等，故在相当程度上，它也是一部荟萃评论文献的著作。
《经籍考》反映了马端临具有明确的文献学史的思想，其《总叙》列举前代史传之有关文献论述和文献流传的情况，以明“历代收书之数，藏书之所”，实为一篇文献史大纲。《经籍考》在文献分类上也有自己的特点。举史部为例，它以“正史各门”包含正史、编年、起居注3类，以“杂史各门”包含杂史、杂传（传记）、霸史伪史、史评史钞4类，以“故事各门”包含故事、职官、刑法、地理、时令、谱系（谱牒）、目录7类。以上，史部共分为3门14类。这在以往的史部文献分类上还不曾有过，反映了马端临的独到的文献分类思想。从他论杂史、杂传的性质与联系，可见一斑。他说：“杂史、杂传，皆野史之流，出于正史之外者。盖杂史，纪、志、编年之属也，所纪者一代或一时之事；杂传者，列传之属也，所纪者一人之事。然固有名为一人之事，而实关系一代一时之事者，又有参错互见者。前史多以杂史第四，杂传第八，相去悬隔，难以参照，今以二类相附近，庶便检讨云。”[9]马端临对杂史内涵的界定，以及一代之事、一时之事、一人之事的区别和联系，还有对于前史分类的不愿苟同，都反映出他的丰富的历史文献学思想。
要之，后人以《通典》《通志》《通考》称为“三通”，固有一定的道理，但追本溯源，《通志》意在继承司马迁事业，而《通考》则是《通典》业绩的光大。从总的方面看，《通志》和《通考》在历史思想上都赶不上《史记》和《通典》，但它们和《通鉴》一样，在继承、发展中国史学的“通史家风”方面，成就和影响都是很大的。
[1] 关于马端临的生卒年，另有他说：生年，有1260年说；卒年，有1322年及1324年说。
[2] 关于马端临家世及其撰《文献通考》一书的经过，参见《宋史·马廷鸾传》以及陈光崇《马端临家世考略》一文（收在《中国史学史论丛》一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3]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4]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5]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6]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页。
[7]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史部·政书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97页。
[8]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校点本“出版说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9]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五《经籍考二十二》史部“杂史各门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