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史家及其撰述，一般都具有恢廓的历史视野。这种气势和规模，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已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史学批评家刘知幾是不推崇通史撰述的，但他也还是承认《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10]，肯定“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11]是其所长。司马迁的历史视野，不论在时间方面还是在空间方面都是空前的，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开“会通之道”的先河。刘知幾称赞《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12]皇朝史撰述即由此而兴。皇朝史的历史视野因受皇朝兴亡的局限，不如通史那样辽远，但也颇具恢宏气象。例如，《汉书》记西汉230年历史，“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即所谓“叙帝星，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姓，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13]。一部皇朝史，包含这么广阔的内容，史家若无恢廓的历史视野，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司马迁以后，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等，以不同形式的历史撰述，发展了“会通之旨”，他们的论述均显示出恢廓的历史视野。自《汉书》以下，《续汉书》《宋书》《魏书》、唐修《晋书》、“五代史”及《五代史志》等，也都在相当的程度上展现了史家辽远的视野。对中国古代史家的这种传统，《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已做了概括。其史部大序说：
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
这里所说的，除了对史官（尤其是两汉以后的史官）在政治职能方面的直接作用有所夸大外，关于史官在历史视野和知识领域方面的概括，大抵是符合实际情形的，其中所说的“博闻强识”“疏通知远”，是跟史家的历史视野直接相关的。唐初史家从《礼记》的《曲礼》《经解》中引出这两句话来概括史家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视野，这固然是对于古老传统的总结，同时也反映出史家在这方面的自觉意识的增强。
中国古代史家有恢廓的历史视野，固然是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历史视野并不仅仅是对于过往历史的追寻和记述。史家对历史的观察和思考，往往都是出于时代的启迪、激励和需要，从而使这种观察、思考、撰述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因此，中国古代史学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这是它的又一个优良传统。
从史学上看，这种时代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通过不同的形式反映出来，而其共同点则在于：优秀的史家大多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提出那个时代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或是反映那个时代人们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对于重大历史问题的理解。中国最早的编年史《春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尊“王道”，一是重人事。大致说来，尊“王道”反映了孔子思想倾向中保守的方面。而重人事，则是人们在历史活动中从精神上摆脱“上帝”“天命”“神”的羁绊而开始认识自身的力量和作用的反映，是人们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伟大进步的反映。这后一点，正是春秋时期一个突出的时代特点。秦的兴盛、骤亡和汉的继起，震动了当时的社会。儒生陆贾对刘邦说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名言，可谓一字千钧，提出了汉初政治上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后来陆贾奉命撰《新语》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14]。《新语》所阐述的是秦何以亡、汉何以兴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历史经验。汉初确立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与此有很大关系。《新语》这部史论兼政论著作，突出地反映了汉初的时代特点。而真正从丰富的历史事件和众多的历史人物活动中，总结秦亡、汉兴历史经验的，还是由司马迁的《史记》完成的。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又提出了汉武帝统治时所面临的新问题，这使《史记》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精神。与此相似的，是唐初史家的活动。而唐初的历史撰述表现出对于多民族历史之处理上的进步，正反映了多民族国家之历史进程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时代精神。其他如杜佑在“安史之乱”后着手撰《通典》，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大致与王安石变法同时，南宋史家对当代史撰述的高度责任感和突出成就，直至明清之际批判性史论的发展，都可以说史家们是面对时代而思考历史、撰写历史。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个很重要的优良传统。
有—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家只注重于“微观研究”，只注重于“政治史”撰述；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家多注重于向后看，言必称三代。我认为，这两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我们比较全面地考察中国古代那些有代表性的史家的思想和视野，考察那些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内容，以及这些著作产生的社会条件和思想动因，就会发现这两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