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文，人们讲得比较多的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或者用“文化”来概括这些方面。至于史学，人们似乎讲得不多。其实，我们所讲的“文化”，其中有许多方面、许多内容都离不开历史记载、历史撰述，离不开史学家的思想和活动，就是说离不开史学。
“人文”一词，中国出现较早，《周易·彖上·贲》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疏解释“人文”说：“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据此，所谓“人文”当与制度、文化教育密切相关。又《后汉书·公孙瓒传》后论有“舍诸天运，征乎人文”之说，李贤注曰：“天运犹天命也，人文犹人事也。《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李贤注把“人文”解释为“人事”，针对《后汉书》史论来说无疑是确切的，但它又引“《易》曰”作根据，这就把《周易·彖上·贲》中所说的“人文”的含义变得更宽泛了。本文讨论人文，兼采孔疏与李注二说，不做绝对对待。笔者这个认识也是有根据的。清代史家章学诚在讲到典制体通史的时候，曾用了“事实人文”这个概念。他还写道：“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义例所通，则隔代不嫌合撰。”[1]他讲的“事实人文”，当是包含一般史事和各种制度。他说的“通史人文”，当是指用通史体例撰写的制度史。当然，章学诚只是在论述“通史”体例时提到“人文”这个概念，并没有对其做任何解释，但我们根据上下文的联系，大致可以判断出他所说的“人文”的含义。
在西方，“人文”的概念同人性与教育相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研究同神学研究相对立，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体，是万物的主宰。这是要通过学校教育让人们都懂得的一种世界观。
尽管中西产生“人文”这个概念的历史条件有很大悬殊，也存在具体表述的差别，但它们之间还是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的，这就是重视人在历史运动中的主体地位，重视教化（教育）的社会作用。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共同点，我们今天在讨论有关“人文”的话题时，思路就会更开阔，内涵也会更丰富。这里，我认为有一点是应当予以强调的，即由于中国古代史学至为发达，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传统，在史学中有突出的和连续性的表现，这是西方古代尤其是中世纪史学所无法比拟的。
如果上面这些认识大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探讨中国史学中的人文精神传统及其种种表现，将有益于丰富人们对人文精神内涵的认识，有益于继承和发扬这种人文精神，因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举例来说，中国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传统，“思齐”与“自省”的人生修养的传统，关心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的传统，史学审美传统等，都反映出极其鲜明的人文精神。其特点是历史感同时代感的结合，是在对现实的关注时从不脱离对过去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憧憬。它反映在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上，更反映在人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