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从过去到现在和未来的传承(第一卷)

四、史学中的忧患意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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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天下的兴亡盛衰的关注,以及对社会治乱、人民休戚的关注。一言以蔽之,表现对于人和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命运的关怀。这是同史学的本质与功能密切相关的,也是史学中人文精神的最集中的表现。这是因为,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认识,往往是和对于现实的认识联系起来,故而从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来看,常常反映出他们对于社会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决心致力于历史撰述的一个思想基础。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22]这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司马迁撰述《史记》的时候,他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种种忧虑。人们读《史记·平准书》,可以看到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感觉到作者的忧患意识之深沉,也会感到司马迁对于“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的时尚的深深忧虑。

司马迁处在西汉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他的深邃的历史眼光使他看到了这一变化,故而发生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唐代史学家吴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经历。吴兢生活在唐代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他目睹了“开元盛世”的局面,同时也敏感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颓势。于是,他写出了著名的《贞观政要》一书。此书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束,反映出这位被当时人誉为“董狐式”的史学家的忧患意识。《贞观政要》这部书在晚唐以后的历代政治生活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唐宣宗曾经“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23]。辽、金、元、清四朝的最高统治者,都曾把《贞观政要》译成本民族文字,认真披览。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有史家忧患意识传统的影响,又有时代情势的激发,因而显得十分突出。

北宋立国,积贫积弱,士大夫阶层的忧患意识显得格外凝重。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出了这种忧患意识的深沉的境界,他写道: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24]

这种“进亦忧,退亦忧”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识与境界,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岳阳楼记》因此而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安石是继范仲淹之后的一位改革家,他在推行变法之前的一份《上皇帝万言书》中,分析了当时种种社会矛盾,披露了他的重重忧虑。《万言书》提出的社会问题是:

今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敢再拜稽首,上陈于黼扆之前;庶几观听不劳,而闻见甚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知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周书》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今人有十金之产者,犹知爱之,况为天下富庶治安之主,以承祖宗光大完美之业,呜呼,可不戒哉!可不慎哉。[26]

这是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之前所撰写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史学家同政治家对世事的忧患是相通的。司马光同王安石政见不合,而在忧患意识方面,却并无二致。宋神宗一方面任用王安石变法,一方面又慨然为司马光所主编的史书作序,并赐名为《资治通鉴》,正可表明其相通之处。

南宋时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而更加激发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27]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忧思,以警后人。例如,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都是“忧世”“泣血”之作。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袁枢,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创造性地改撰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28]。故当时的诗人杨万里说:“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29]这些话反映出史书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折射出史学家的忧患意识的感染力。如果历史运动是两宋史家历史撰述的客观动因,那么,史家的忧患意识可以看作两宋史家历史撰述的主观动因。当然,史家的主观动因,归根结底,还是受到时代的激励和历史传统的影响。

综上,可以做以下两点概括:第一,史家之忧,充分说明史家都是关注现实社会的前途命运的;第二,史家之忧,说到底是以社会之忧为忧,以天下之忧为忧。中国史学的这一特点,在两宋时期甚为突出。清人龚自珍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30],是很深刻的。时下人们论人文精神,常常提到“人文关怀”“终极关怀”。这种“良史之忧”,是否就是一种“人文关怀”“终极关怀”的表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