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有鲜明的审美要求。这种审美要求在文史不分的阶段表现得十分突出，后来文史分途，史学依然保持着这种审美要求。从编年体史书的创造、发展，到纪传体史书、典制体史书、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先后出现，史书不断展现出在外在结构上的美的创造。至于在叙事上的审美要求，更是一些优秀史家所关注的。中国史家重视叙事，人们也多以“善序事理”的史家为“良史”。然而，作为史文表述来说，“善序事理”也有种种不同的表现和特点。
班彪推崇司马迁的史文表述，说他“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31]。所谓“善序事理”，包含了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善辩而不浮华；二是质朴而不粗鄙；三是内容、形式相称。后来班固继承了班彪的思想，又吸收了其他人的一些评价，写道：“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32]，这是强调了所述内容的翔实可靠、没有粉饰之词。总的来看这两个评价，前者所强调的主要是史文的形式，后者是把史文的形式和内容都说到了，而且都有很高的评价。可见，“善序事理”，并不仅仅是史文表述的问题。
西晋史家陈寿，在史学上也是被称为有“良史之才”的史家。史载陈寿“撰《魏吴蜀三国志》，凡65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34]。唐初史家评论陈寿说：“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35]根据后者评论，或许可以认为，陈寿的“善叙事”是表现在“奋鸿笔”“骋直词”这两个方面。东晋史家干宝也被称为“良史”。史载干宝“著《晋纪》，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36]。显然，“直”是针对所述内容说的，“婉”是就史文表述说的。
从人们对马、班、陈寿、干宝的有关评价中，可以获得这样一个认识：在两汉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把史家的“善序事”视为“良史之才”，似已成为史学上的一个共识。而对“善序事”的理解，一般应包含对史文表述本身的要求和对史文所述内容的要求。这两个方面都做得好，才称得上是“良史之才”。
“善序事”所包含的内容很丰富，而文字表述上的造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刘知幾《史通·叙事》指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这是从理论上明确了“叙事”对于撰写史书的重要，也明确地提出了史学家审美的一个标准。宋人吴缜在史学批评上强调以“事实”为基础，但也提出史书“必资文采以行之”[37]。这是直接讲到了史书的文采问题。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对于如何发挥“文字之佳胜”的问题，更有精辟的分析。
综观古代史家、史学批评家关于这方面的言论、思想、实践，史书的文字表述之美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真实之美。这是指史家的文字表述反映出来历史之真实的本质之美。离开了历史的真实，史学就失去了根本，也失却了任何意义。班固评论《史记》，把“其文直，其事核”放在首要位置，是很有见解了。“文直”“事核”是对史学家尽力反映历史真实的具体要求，它们的结合，乃是史家走向历史撰述真实之美的必经之途。
质朴之美。用刘知幾的话来说，这是史书之文字表述对于社会的语言文字“体质素美”的反映。他举例说：“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38]他赞成以“方言世语”（如“童竖之谣”“时俗之谚”“城者之讴”“舆人之诵”等）写入史书，不赞成史家“怯书今语，勇效昔言”的文风。
简洁之美。刘知幾提倡史文“尚简”，认为史家“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其标准是“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为此，史家撰述应从“省句”“省字”做起。[39]当然，从审美的观点看，史文亦非愈简愈美。顾炎武的《日知录》有《修辞》《文章繁简》两篇，提出“辞主乎达，不主乎简”的论点，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证的看法。
含蓄之美。这是隐喻、寄寓、含义深沉之美。刘知幾称之为“用晦”。“用晦”的第一个要求，是“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这是跟史文的简洁相关联的。“用晦”的第二个要求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40]。这是达到含蓄之美的很高层次了。
史文表述要达到美的要求，那么，史家是怎样朝着这些要求去努力的呢？闳中肆外和史笔飞动是史家的主要经验和基本修养。闳中肆外，是关于史家对史事的积累、认识与抒发的关系；史笔飞动，是关于对史事的“体验”与“重塑”的关系。
关于闳中肆外。章学诚强调“古人所谓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41]的境界。章学诚说的“古人”，是指唐代韩愈。韩愈作《进学解》，有“闳其中而肆其外”[42]之说，讲的是作文要求：内容充实、丰富，而文笔发挥尽致。章学诚在《文理》中发展了韩愈的这一思想，全篇阐说闳中肆外的各方面的要求，于文于史，都是理论上的总结。章学诚说的“言以声其心之所得”，是抓住了闳中肆外的本质的：只有心有所得，方可言之于声。他批评有些人学习司马迁《史记》，只学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由于自己心中无所得，这样学习的结果，“遂不免于浮滑，而开后人以描摩浅陋之习”。《史记》写人物、写战争、写历史环境，都写得好，一个重要原因是司马迁熟悉历史人物，也有战争知识，对所写的一些历史环境做过深入的研究。这就是所谓的“心之所得”。章学诚说的要见到“古人深际”，就是这个意思。
历史是运动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在运动中发展的。历史撰述应当把这些运动表现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所论甚为中肯。他说：“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历史家如无此种技术，那就不行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二次，便不愿再读了。光书笔最生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43]这正是史文表述在美学上的感染力量。一般地说，历史撰述只要表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或接近于真实的面貌，那么它就能给读者以警戒，以启迪，以智慧，以鼓舞。但是，这种感染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又同史文表述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