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科学精神；一个社会，应该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同样，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人文精神；一个社会，也应该大力提倡人文精神。重此轻彼或重彼轻此，都不仅会在认识上、理论上造成偏差和误区，更重要的是会在社会实践中造成损失和危害，不利于民族、国家的发展和进步。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社会生活和学校教育中，存在着重理轻文现象，虽经有识之士一再呼吁改变此种偏向，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有不尽人意之处。赋予科学与人文应有的位置，依然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
这里，我还要提到另外一种偏向，即近二十多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史学受到的轻视和误解要更多一些：有来自社会方面的，有来自自然科学方面的，甚至也有来自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这二十多年来史学没有成绩吗？不是。这二十多年来，中国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许多成果都是突破性的创造。是史学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发挥积极作用吗？也不是。这二十多年来，史学在关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在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在总结历史上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从而提供现实借鉴方面，在反击李登辉之流炮制的“两国论”和国外一小撮反华势力无理叫嚣方面，等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在历史学的学科建设尤其是学科理论建设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进展。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上述偏向和误区呢？当然，这里的确存在着史学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加有效地面向社会、面向大众、面向现实的问题，这是历史学界应当深自反思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或许是更重要的方面，即现在人们的注意力和兴奋点大多在经济、市场、科技、信息等领域，人们无暇想到史学、想到史学在现今还会有什么用处。应当承认，这些都是十分“现实”的，不是没有几分“理由”的。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发展科技和经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轻视史学，从而轻视自身的历史，同样是不可思议的。试看西方发达国家，哪一个国家不重视自己的历史，不重视历史教育！对此，我们应当给予充分关注。这是全社会应当深自反思的。
本文在这里不是要来论述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关于这个问题，我另有专论。[44]本文只想借此机会提出一点希望：重理轻文的偏向应继续得到纠正，轻视史学的偏向应不断有所克服，史学中的人文精神应受到必要的重视。我们不能脱离客观历史运动来看待人文精神，我们也不可能撇开反映客观历史进程的史学来讨论人文精神。史学中的人文精神尚有待于做深入的发掘、系统的总结和全面的论述，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的这篇文章，不过抛砖引玉而已。
[1]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7页。
[2] 《诗经》卷七《大雅·**》，周振甫释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50页。
[3] 《尚书·召诰》，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5页。
[4] 《论语·述而》，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2页。
[5] 《左传·僖公十六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69页。
[6] 《左传·昭公十八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95页。
[7] 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9页。
[8] 刘知幾：《史通》卷三《书志》，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3页。
[9]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六《天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6页。
[10]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19～1520页。
[11]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3页。
[12]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13]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五《至当》，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8页。
[14]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封建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4页。
[15]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一《贞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8页。
[16] 吴兢：《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4页。
[17]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六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67页。
[18]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四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22页。
[19] 《周易》卷三《大畜》，《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0页。
[20] 刘知幾：《史通》卷八《人物》，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37页。
[21]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五《答皇甫湜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10页。
[22]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2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宣宗大中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032页。
[24]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三《岳阳楼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页。
[25]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万言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页。
[26] 司马光：《稽古录》卷十六《历年图序》，王亦令点校，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第652～653页。
[27]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页。
[28]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跋袁侍郎机仲奏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48页。
[29]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前言《通鉴纪事本末叙》，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页。
[30]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1辑《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页。
[31]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5页。
[32]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33]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列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86页。
[34]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陈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37页。
[35]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59页。
[36]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干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50页。
[37] 吴缜：《新唐书纠谬》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38] 刘知幾：《史通》卷六《言语》，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50页。
[39]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六《叙事》，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70页。
[40] 刘知幾：《史通》卷六《叙事》，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74页。
[41]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理》，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86页。
[42] 韩愈：《韩昌黎文集》卷一《进学解》，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6页。
[4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7～28页。
[44] 参见瞿林东：《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