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记内容仍属于史事而在体裁上又另辟蹊径的，是稍晚于刘知幾的中唐史学家杜佑所撰的《通典》。《通典》以典章制度为中心，综合各代，贯通古今。这是典制体史书。它的特点是：“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13]因此，“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14]。作为典制体史书开山的《通典》，共分九门[15]，所以人们也曾把这种体裁的史书称作“分门书”。《通典》之后，有《通志》《文献通考》的出现，世称“三通”。“三通”之后，续作者不绝，以至达到“十通”之多，可见这种体裁深受史家重视。不过“三通”在“通”的含义上并不是一致的：《通典》在于通典制的历史，《通志》在于通社会的历史，《文献通考》在于通文献的历史。当然，典制和文献也都是不可脱离史事的。马端临在讲到他著《文献通考》时说：文，是历代史事；献，是前人及近人的奏疏和评论；考，是考订可疑和未当之处，故名其书曰《文献通考》。[16]值得注意的是，马端临在讲到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同典制体史书的区别时，有一段话说得很好：“至司马温公（按：司马光死后追封温国公——引者）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17]，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18]这就是说，史书体裁不同，它们所反映史事诸方面内容的详略必有不同，史学家不可能超越一定体裁所能容纳的内容进行撰述；这与其说是史家智力所限，毋宁说是体裁自身的特定要求。马端临这样看待史书的不同体裁，其见识似又在刘知幾之上。
其实，在马端临之前，宋人杨万里在谈到《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二书在表述上的区别的时候，已提出了类似的见解。南宋史家袁枢把《资治通鉴》主要内容总括为239事，分别列目，各自成篇，略按时间顺序编排，撰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从而创立了以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与袁枢“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的杨万里对这种新的史书体裁是有深刻的认识的，他在《通鉴纪事本末》序中写道：
子袁子（按：指袁枢——引者）因出书一编，盖《通鉴》之本末也。予读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迩。
一言以蔽之，纪事本末体的长处，是把事件的原委始末，表述得清清楚楚。前面曾经说到，唐人皇甫湜撰《编年纪传论》，批评编年体不能“备时之语言”，“尽事之本末”。实际上，纪传体也同样不能“尽事之本末”，这一点皇甫湜没有提出来。但他提出了“备时之语言”和“尽事之本末”这一史书编著上的要求，却具有重要意义。这个任务由袁枢完成了。
杨万里又讲到他读《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二书时感受的不同，说：
予每读《通鉴》之书，见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
在杨万里看来，好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不仅可以使读者对历史事件的原委本末有完整的和清楚的认识，而且它还有一种巨大的感染力，足以唤起读者的强烈的历史感。至于《通鉴》记事，使人有隔膜和茫然之感，那是因为它“编年系日，其体然也”，本不足为怪。杨万里是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他的话也许有过于渲染的地方，但绝不是毫无根据的溢美之词。从他概括纪事本末体的特点的准确来看，他的这些话不是随便说的。纪事本末体在南宋时已有人仿效，而在明、清两代得到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断代的或分皇朝的纪事本末体史书。
以上是我国古代史家对几种主要史书体裁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评论，而对这些体裁能够做比较全面的历史的考察的人，则是清代史家章学诚。例如，他在讲到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这三种体裁的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时，有一段话是说得很深刻的：
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非圣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盖自刘知幾以还，莫不以为《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书·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苟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马（光）《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19]
从《尚书》的“圆而神”开始，中经《左传》《史》《汉》《通鉴》，到《通鉴纪事本末》，又恢复了《尚书》的风格、神韵，这就是“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的过程。当然，章学诚的这些话，对《尚书》是过于美化或者说是过于理想化了。但是，它毕竟触及了中国史书体裁发展变化过程中某种规律，即所谓合之则分、分之复合，而在分合过程中走着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路线，于是新的体裁不断出现，而旧有的体裁也在不断发展、提高。章学诚并不认为袁枢是一位大史学家，但他对《通鉴纪事本末》却评价甚高，在这里，他主要是着眼于中国史书体裁的发展变化来进行考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