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书还有图、表、学案、史评等重要体裁，古代史家对于这些也有不少评论，本文不一一胪列了。这里，只就史评略说几点。第一，从内容上看，史评有两种，一是对史事或人物进行评论，一是对史书或史学进行评论。第二，从体裁上看，前一种史评是按史事发展过程，选择其中的人或事之有可议者略做评论，依次排列，集为一书，如范祖禹《唐鉴》、孙甫《唐史论断》、王夫之《读通鉴论》等；后一种史评是按史书或史学本身的问题（如史家见识、史料采集、史书体裁与体例、文字表述、史籍源流，前人得失等）命篇，并于各篇之间显示其内在联系，纂为一书，如刘知幾《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等。第三，《史通》和《文史通义》是我国古代史家评论史书与史学之某些方面的带总结性的两部著作。《史通》一书主要论说史书的体裁和体例，其《序例》篇还概述了史家重视体例的传统，并且提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的论点。《史通》关于史书体裁、体例的论断，有许多还值得我们参考。《文史通义》是一部有很高价值的评论史学的专书，它对清代以前的史书体裁和体例有广泛的评论，而着重阐发作者对一些史学理论的见解和探索。关于史书编撰形式问题，章学诚提出区别“记注”和“撰述”的论点，“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20]的论点，以及他对各种史书体裁的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关系的论点，这些都值得我们重视。此外，他对通史的四种体裁的概括也是很精辟的，他写道：
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悦）、袁（宏），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逭）、萧（统）[21]，裴潾《太和通选》作焉。[22]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23]
章学诚的这一段话，简括而明了地指出了《通志》《通典》《通鉴》《通选》在体裁上的渊源和特点。前三部书，分别说的是纪传体、典制体和编年体。至于《通选》，却未曾为一般史家所瞩目，但按章学诚的说法，这是“以词章存文献”，可称为文征体。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史书体裁的思考和研究的功夫之深。在中国古代史家中，章学诚是对史书体裁做了全面考察和系统总结的人。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史家对史书体裁一向是很重视的，他们在这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和创造性的论点。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通过对这一优良传统的分析，我以为可以做如下几点概括。
第一，中国古代史家非常注意对各种史书体裁的特点进行分析。许多史家长时间内对编年体、纪传体孰优孰劣的辩难，对各种史书体裁之长短得失的评论，以及对各种体裁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分析，都是从不同的方面来把握某种史书体裁的特点。
第二，中国古代史家还注意于各种史书体裁之间的互相吸收、综合。《史记》为纪传体之祖，实际是包含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在内的综合体。司马迁自己说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24]而成《史记》。班固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25]，撰成《史记》。他们说的，不仅是指《史记》的内容而言，也是就它的编撰形式来说的。杜佑《通典》以典章制度为中心，而在编撰形式上则是吸收并发展了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以事件为中心，但于每篇之中及各篇之间，都略按编年体的要求进行编次。古代史家注意于各种体裁间的互相吸收、综合，这是我国史书在编撰形式上不断有所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中国古代史家尤其注意史书体裁的改革和创新。司马迁创立纪传体，这无疑是创新。但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26]，胡三省也说“自班孟坚以下不能易”[27]，这大概只能从总的方面说。实际上，《史记》以下的纪传体史书，在编撰形式上还是不断有所改革的。《汉书》改《史记》的“八书”为“十志”，《三国志》以纪传体叙三国史事，《晋书》以“载记”记少数民族政权历史，以及纪传体诸史在书志、类传方面的增减、变化等，都是对纪传体的改革。编年体从《春秋》到《资治通鉴》，典制体从《通典》到《文献通考》，也都包含着不同程度的改革和创新。史书体裁的改革和创新，不仅丰富了史书的编撰形式，而且也扩大了史学研究领域，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第四，中国古代史家还重视史书体裁与史学在政治上的要求的一致性。《史记》以下，凡崇编年而抑纪传的史家，大多认为《春秋》编年是圣人“立法之书也”[28]，所谓“法者，凡例、褒贬是也”。他们认为纪传体“黜凡例”“失褒贬”“既挠乱前世，又聋瞽后代”，因而把编年体视为“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的最好形式。这种认识在中国古代史家中有很大的影响，以致为纪传体做辩护的人也要提出“遵纪传之体裁，同《春秋》之是非”的主张，认为这样才无懈可击。其实，纪传体史书又何尝不考虑到它在政治上的要求呢。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撰《史记》，也是要写出“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29]的，而《汉书》旨在歌颂“汉绍尧运”[30]，《史》《汉》以下亦多类此。典制体史书的创立者杜佑在《通典·序》里明确指出，“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同时也指出了他的“致治”的主张及其与《通典》在编次上的“篇第之旨”的一致性。纪事本末体又如何反映它的政治上的要求呢？杨万里在《通鉴纪事本末·序》中说：“由周秦以来，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国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盖安史之乱，则（李）林甫之为也；藩镇之乱，则（田）令孜之为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源，则得医之方矣，此书是也。”这些话虽不是袁枢本人说的，但杨万里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讲这些话，不是更能说明问题么！可见，中国古代史家在历史撰述中决定采用何种体裁的时候，虽有种种不同的考虑和说法，但一般地说，他们都不能不重视史学的政治目的。换言之，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史学，它的政治上的要求是可以通过不同的编撰形式反映出来的。皇甫湜说的史书体裁本“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耳，何常之有”的话，是有道理的。所谓“才之所长”，指的是史家运用体裁的能力；“时之所宜”，主要指的就是现实的需要了。
中国古代史家重视史书体裁的优良传统及其给予我们的这些启示，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还是会有所裨益的。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中国古代史家讲求史书的编撰形式，不仅涉及史书的体裁（各类史书之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也涉及史书的体例（同一史书的内部组织结构和表现形式）。史书的体例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可另为专文予以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