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安徽史学》的一封信
编辑同志：
最近读《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刊载的罗尔纲先生所撰《我对综合体史书体裁的探索》一文，深受教益。罗先生是治太平天国史的名家，著述丰厚。近三四十年来，他努力探索着运用一种恰当的体裁来撰述《太平天国史》。这种在学术工作上永不止步的攀登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拜读罗先生的这篇大作，使我深深受到教益的，还在于我从中看到了这位学术前辈的学者雅量和长者风范。罗先生在文中对我发表在《安徽史学》1984年第4期上的拙作《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给予肯定，并谦逊地再三申明它对罗先生的探索有所启发：
我对长期探索改变纪传体取得的这个史书体裁，多年未能认识，还错误地仍称为纪传体，认为不能担负撰著具有理论性史书的任务。直到1984年，我读了瞿林东同志《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一文后，认识才改变了。该文说：“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的纪传体史书”，“实际上是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我认为他的提法很好……我对瞿林东同志的提法虽有这点分歧，但我是从他的提法得到启发，然后有所认识的，我对这种体裁采取的名称也是取自他的提法的，谨志明所自，并此致谢！
读了这些话，我是很惭愧的。我的一篇拙文，对罗老的探索有一点参考作用，他竟如此郑重地再三申明和致意，言之诚，意之切，使我有难以承担之感。不仅如此，罗老还在这篇大作的小注中特意注明：“向读者声明（过去的）错误，并致歉意。”可见他的雅量和坦率并非只是对着个别的人，而是面对他的撰述的所有读者。联想到贵刊1984年第4期发表的罗先生《对旧著〈太平天国史稿·科举志〉举行考试始自永安州时说法订误》的文章，和罗先生就此事写给贵刊编辑部的信，我更感受到罗先生说的“为百家争鸣提倡一种好风气——互相切磋、承认错误的风气”，实出自肺腑，非一般套话、虚言可比。我也十分赞成贵刊在“编者按”中说的：“老一辈史学家罗尔纲同志的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治学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里，我愿借用这句话，表达我对罗先生的敬意和向罗先生学习的心情。
最后，我要说明一点：关于“综合体”的提法，最早是白寿彝先生提出来的。1982年，我在《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一文中曾经引证了白先生的这一提法（见《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接着，我在参加白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的撰写中，又论述了这一提法（见此书第125页）。拙作《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的有关部分，则是从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对上述提法的进一步发挥。因为罗先生用了“谨志明所自，并此致谢”这样很有分量的话，颇觉有补充说明的必要。
顺颂
编安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1987年3月25日
[1] 本文（原载《安徽史学》1984年第4期）发表后，受到前辈学者罗尔纲先生的关注，并在他的《我对综合体史书体裁的探索》一文（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和四卷本《太平天国史》序言中，一再说明本文对他的启发，褒奖有加，分量甚重。作者为说明学术源流，并向罗老表示敬意，乃致函《安徽史学》，请予以发表。今将此函（原载《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附于本文之后，一则可以使读者明了原委，再则也表示作者对罗老的纪念之情。
[2] 唐初所修八史是《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
[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首《新注〈资治通鉴〉序》，胡三省撰，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3页。
[4] 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8页。
[5] 魏徵等：《隋书》卷五十八《魏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419页。
[6]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采撰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84页。
[7]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八《裴行俭传》附《裴光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90页。
[8]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百二《萧颖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8页。
[9]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七《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355～5356页。
[10] 魏徵等：《隋书》卷五十八《魏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419页。
[11]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59页。
[12] 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百四十二《编年纪传论》，皇甫湜撰，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876页。
[13] 杜佑：《通典》序，李翰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页。
[14]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15] 《通典》一书，李翰序谓八门，杜佑《上〈通典〉表》自称“书凡九门”（《旧唐书》本传）。
[16]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页。
[17] 宋人所谓“十七史”，系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
[18]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19]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1～52页。
[20]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京书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21] 孔逭，南朝宋人，编有《文苑》百卷；萧统，南朝梁人，编有《文选》30卷。
[22] 裴潾，唐宪宗至唐文宗时人。文宗大和年间，裴潾集历代文章，续萧统《文选》，编成《大和通选》30卷。
[23]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3页。
[24]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3320页。
[25]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7页。
[26] 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27] 司马光：《资治通鉴》前言《新注〈资治通鉴〉序》，胡三省撰，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3页。
[28] 孙甫：《唐史论断》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
[29]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5页。
[30] 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