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史学评论，是指人们对史家、史书或某一种史学现象、史学思想的评论，它不同于人们对史事或一般历史人物所做的评论，即史事评论。其实，如若从广义上来理解的话，上述两种评论都可以被称作历史评论。不过为了便于讨论问题和说明问题，还是把它们略做一点区别为好。
从中国古代史学来看，史学评论是在史学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的基础上才出现的。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这是从《春秋》的内容和它的社会作用来评论的。但这只是孟子在同别人讨论问题时顺便讲到的，还不能被看作一种自觉的史学评论。
自觉的史学评论，大致以司马迁为开端。司马迁在讲到先秦史学时，评论《春秋》是“王道备，人事浃”[2]，同时也说到它的断限、文辞、体例。这种史学评论，就带有一定的自觉性了。后来，班彪、班固父子为了证明他们变通史为断代而著汉史的正确，对《史记》做了全面的评论，这可以从《后汉书·班彪传》所载的“《史记》论”和《汉书·司马迁传》的论赞里看到。他们的评论不仅有一定的自觉性，而且还带有十分明确的目的。以上这些，都是就一部史书所做的评论。两汉以后，这一类评论还有很大的发展。
南朝梁人刘勰著的《文心雕龙》一书，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流传很广，为许多人所熟知。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其实，这部书的价值并不限于文学批评方面，它在中国史学评论史上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文心雕龙·史传》篇是一篇精湛的史学评论文章，它不只是就一部史书而是从整个史学全貌来做评论的，涉及史学源流、史书优劣、史家旨趣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他如《颂赞》《谐隐》《诸子》《论说》《封禅》《练字》等篇，也在不同的程度上涉及史学评论各个方面的问题，同样是应当受到重视的。
史学评论的专书产生于唐代盛世，这就是刘知幾所撰的《史通》。《史通》在内容上和表述形式上，受到《文心雕龙》的影响和启发，它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著作。《史通》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评论史书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例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评论了唐初以前的史学，这种评论虽然主要是从史书的体例（尤其是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入手的，但全书也涉及了史学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刘知幾对以往史学做总结性回顾的自觉精神，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和他的同代人。他在《史通·自叙》篇里说：“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可见，刘知幾在撰写《史通》时，心情是多么不平静！司马谈曾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司马迁也讲过：“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3]这些话，反映出史学家对历史记载、历史撰述的自觉认识。从司马氏父子到刘知幾，史学家的这种自觉认识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它表现为对历史记载、历史撰述这件事情的重视，更表现为对史学工作本身进行回顾、改进和提高的重视。这两种自觉认识是有联系的，是相互促进的，它们反映了史学家对史学工作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自宋迄清，史学评论有了更大的发展，主要标志有三条。第一，史学评论著作的数量越来越多了，以致《四库全书总目·史评类》序说，此类著作“栋至汗牛”。第二，史学评论作为史学工作中的一个独立的门类，至迟在南宋时已被确认。譬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史部里已独立标出“史评类”。高似孙的《史略》一书著录群史，“品其指意”，其卷1“诸儒史议”一目，举扬雄以下20人对《史记》《汉书》的评论；卷4有“史评”一目，与“史典”“史表”“史赞”“史例”等并立。《四库全书总目》于史部单列“史评类”，就是继承了宋人的传统。第三，出现了优秀的、带总结性的史学评论著作，这就是章学诚所撰的《文史通义》。《文史通义》在比较广泛的领域里，就一些史学理论问题于古今得失的评论中阐发了作者的见解。这些见解，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都超越了前人。章学诚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把他比作刘知幾，而章学诚是不同意这种比喻的。他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截然两途，不相入也”[4]。从重“史法”到重“史意”，这也是中国古代史学评论发展的一条明显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