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学评论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家历来都是看得很重的。刘知幾在讲到《史通》的撰写目的时写道：
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5]
这几句话，可以看作刘知幾对史学评论的作用的一个概括性看法。首先，史学评论的直接作用，是为了推动史学的发展。刘知幾对唐以前史学“辨其指归，殚其体统”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的现象。从刘知幾当时的环境来看，他说的“其义不纯”，至少应包含史书编撰体例和史书编撰工作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其次，在刘知幾看来，史学评论还会触及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所谓“上穷王道，下掞人伦”就是这个意思。《史通》是不是真的涉及“王道”“人伦”呢？从它不赞成《史记》为项羽立“本纪”[6]、为陈涉作“世家”来看[7]，从它宣称“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8]来看，从它主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9]来看，又从它说的“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来看，《史通》的确涉及广泛的历史问题和现实的社会生活。把史学评论的作用提到这样的高度上来认识，在中国史学史上，以前还不曾有过。
中国古代的学术史著作是极重视评论的。这种评论，对历史上的学术流派、学术思潮有一种“分别宗旨”的作用。黄宗羲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是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10]可见，评论之于“分别宗旨”的这种作用是多么重要。
章学诚说，他的《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11]。又说，《文史通义》中的《言公》《诗教》诸篇，“其言实有开凿鸿蒙之功”[12]。把史学评论看作具有“辟其蓁芜”“开凿鸿蒙”的作用，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不是的。如若我们认真地把《文史通义》读上几遍，把它提出的一些问题放到中国史学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它确实提出了不少前人没有提出的问题。例如，它提出的记注与撰述的区别以及“智以藏往，神以知来”“体方用智”“体圆用神”的思想，通史有四体、六便、三弊的思想，“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的思想[13]，等等，都带有理论探讨的性质，且多发前人之所未发。章学诚的那种自信，不是没有根据的。
总之，在刘知幾等人看来，史学评论对于考察一种史学现象、纠正不良的史学研究风气，对于爬梳纷繁的学术流派的“宗旨”、指明后学“入门”的途径，对于着重在“史意”上提出新的问题，开拓史学研究的领域，对于关乎社会生活的“王道”“人伦”的影响等，都有积极的作用。这种积极作用的具体表现，刘知幾概括为这么几句话，就是：“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14]史学家如果不对史学工作做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思考，是不可能写出有分量的史学评论著作的，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所谓“贯穿”“网罗”“商略”“发明”的作用。如果这个认识大致不错的话，那么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