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评论，必有标准。中国古代史学家关于史学评论的标准，虽然明确的说法不多，但他们的不少论断，还是与此有关的。
班固评论司马迁的《史记》，大致包含这几个方面：在对文献材料的运用上，说它“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但也肯定作者的“涉猎者广博”；在历史观点上，说它“是非颇谬于圣人”；在表述形式上，说它“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在撰述态度上，说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几个方面，其实就是班固评论《史记》的几个标准。刘勰虽然不是史学家，但他的《文心雕龙·史传》篇的“赞曰”说的“善恶偕总”“腾褒裁贬”“辞宗丘明，直归南、董”，也是把史书的内容、褒贬、文辞和书法（指作史态度）作为史学评论的几个标准看待的。
在中国史学史上比较明确地讲到史学评论的标准的，是刘知幾。刘知幾论史才、史学、史识及其相互关系，虽然旨在说明“史才须有三长”[15]，因而史才难得，但实则已讲到评论史家的标准了。刘知幾还把史学家的工作划分成三个等第：第一个等第是“彰善贬恶，不避强御”，如董狐、南史；第二个等第是“编次勒成，郁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第三个等第则只能做到“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的史官史佚、楚的史官倚相。[16]这个看法，直接提出了评论史家的标准，可以看作他的“史才须有三长”论的极好注脚。此外，他在《史通》的《采撰》《言语》《叙事》《直书》《曲笔》等篇中的论述，也都关系到评论史书和史家的标准。
刘知幾的“史才须有三长”的论点，在宋人那里又被进一步具体化了。吴缜所撰《〈新唐书〉纠谬》是一本讲考异的书，但这书的序文却明确地提出了评论史书的标准。吴缜写道：“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事实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他认为评论一部史书的优劣、高下，要看它是否具备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基本条件。具备这三个基本条件的，可以认为是一部好的史书；否则，就不是一部好的史书，甚至根本不能称之为“史”。是否可以认为，吴缜讲的“事实”，相当于刘知幾说的“史学”，而“褒贬”相当于“史识”，“文采”则相当于“史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吴缜对于这三个基本条件，并不是做并列的或同等的看待的，而认为三者之中以“事实”最重要。他说：“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吴缜把搞清事实，即“事得其实”，作为撰史的基础和评史的主要标准来看待，显示出他在史学评论上的卓识。
然而，无论是史才、史学、史识，还是事实、褒贬、文采，它们之间的关系毕竟是不可分割的，这就要求人们在评论史家或史书的时候，要有全局的观点。这个思想，在刘知幾、吴缜来说是都有的，而在章学诚那里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一书有很丰富的关于史学评论的见解，如他的“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17]的论点，“临文必敬”“论古必恕”[18]的论点，“言以声其心之所得”“立言之要，在于有物”[19]的论点，“文与道为一贯，言与事为同条”[20]的论点，“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21]的论点，以及上文说的“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22]的论点，等等，就是对史学评论各方面的标准做综合考察的典范。我们说《文史通义》是古代史学评论的总结性的著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据。
前人这些直接或间接涉及史学评论的标准的见解，在今天来看，并不都是完全适用的。例如，他们讲的“褒贬”，跟我们说的历史评价就不是一回事；他们讲的“事得其实”，跟我们说的实事求是亦不可做同等的看待；他们讲的“史德”，跟我们今天说的史德，在阶级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等等。但是，他们的这些见解，作为史学遗产中的思想资料，是值得重视的。它们可以启发我们在史学评论方面做比较开阔的思考：有的，可以赋予它以新的含义，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有的，也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为今天所用，并使其得到新的发展。这对于活跃史学思想，繁荣史学评论，推动史学工作有很大的好处。
[1]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2]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
[3]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9页。
[4]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家书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5]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1～292页。
[6]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二《本纪》，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7页。
[7]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二《世家》，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2页。
[8] 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2页。
[9] 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6页。
[10]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页。
[11]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与汪龙庄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2页。
[13] 以上分别见章学诚《文史通义》的《易教上》《书教下》《释通》《史德》等篇。
[14]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2页。
[1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3年。
[16]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十《辨职》，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82页。
[17]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18]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8页。
[19]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理》，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87页。
[20]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言公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9页。
[21]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言公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2页。
[22]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