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至唐初，在中国史学上，袁宏的《后汉纪》序、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裴松之的《上三国志注表》、刘昭的《后汉书补注志》序、《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与诸小序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着史学批评的见解和方法。继而，中国史学批评史上出现了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史学批评专书，影响此后千余年史学批评的发展和史学理论的探索。这就是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幾，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写出的《史通》一书。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新转折。
刘知幾于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举进士而入仕，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等职，并兼修国史，参与了《唐书》《武后实录》《姓族系录》《睿宗实录》，重修《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等撰述活动。其间，他因不满武则天和唐中宗时史馆修史的紊乱和监修贵臣们对修史的横加干涉，曾在中宗景龙二年（708年）毅然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意识，得力于他在史学上的修养。他自称：“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1]这说明他在史学批评上有多年的积累。他的史学批评意识，因受到武则天、唐中宗时史馆修史活动的混乱与低效而更加强烈和自觉。他深沉地写道：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每惟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惟纪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其书……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2]
这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所谓“旧议”，即是他多年积累的对于以往历史撰述的一些“得之襟腑”的独到见解。他试图按照这些见解，撰写包含纪、传、志的唐史。但他的这个希望屡屡受挫，终于发出了“吾道不行”“美志不遂”的感叹。这就更加促使他下定决心把批评的意识变成批评的行动。他上书监修国史萧至忠等，备言国史之修面临着“五不可”：史官泛滥，簿籍难见，权门干预，十羊九牧，坐变炎凉，以致“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3]。可见此时的史馆跟太宗、高宗时相比，实有天壤之别。刘知幾感叹之余，愤然辞去史职，写出了千古名作《史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