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幾在《史通》中提出在史学批评方面具有普遍性的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对同一史事会有不同的评论，并试图从理论上阐明这个问题。《史通》中有《鉴识》、《探赜》篇，是为集中阐述史学批评理论与方法的专文，因涉及一些实例，读来不使人觉得枯燥，反而饶有兴味。
《史通·鉴识》篇以评论人物开篇，随即转向评论史传。刘知幾写道：
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
这里，刘知幾提出了“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的命题。意思是说，事物自身本有一定的尺度，而人们对它的审察、评论往往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人们的学识、思想的差异造成的，所以才会出现对于同一事物的“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的现象。因此，他提出了“探赜索隐，致远钩深”的重要，认为这是“辩其利害，明其善恶”的关键。
刘知幾把“鉴识”同“探赜”联系起来，从认识论上阐述了史学批评是一件严肃而又艰难的事情。这就是说，在史学批评问题上，人们只有通过“探赜”，才能达到“鉴识”。这是涉及史学批评中之主体修养与正确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了。[4]
刘知幾认为“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这是极而言之。他说的“世缺知音”，显然是受了刘勰讲的“逢其知音，千载其一”[5]的影响。这正是刘知幾《史通·探赜》篇所要论述的主旨。
《探赜》篇首先指出评论的失误会造成不良的后果，这就是：“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失其指归，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其为谬也，不亦甚乎！”如果评论曲解了作者的思想而贻误后学，这是双重的错误，自应是不良后果中最为严重的。这些话，反映出了刘知幾对于评论的严肃态度。
根据刘知幾的概括，史学批评大致有这样几种误区。
一是猜度。刘知幾针对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的说法，认为这是“强为庸音，持为足曲”的做法。刘知幾从春秋时期“诸国错峙，关梁不通”的历史实际，说明“史官所书，罕能周悉”，同汉代“四海一家”史官所具备的条件是不可等量齐观的。他又举出《左传》详载戎子驹支、长狄、郯子之事，证明《左传》并不是要通过记载之略以表示“贱夷狄”的思想。他还指出《汉纪》取材于《汉书》，“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并不是有意于“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刘知幾对孙盛的批评，不仅有历史上的和史学上的根据，而且也反映出他在夷夏问题上的一贯的见解。《史通·称谓》篇说：西晋末年，“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而晋朝史臣们“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是一种“苟徇私忿，忘夫至公”的做法。这是刘知幾在史学批评上表现出来的民族问题方面的鉴识，实为难能可贵。
二是穿凿。葛洪评论《史记》说：“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6]刘知幾认为这属于“强为其说”。他指出，司马迁著《史记》，“驰骛今古，上下数千年”，春秋时期以前，得其遗事者，只有伯夷、叔齐二人；作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属于常理，有什么奇怪的呢。他进而论证说，如果一定要认为司马迁是以“善而无报，推为传首”，那么《史记》所记伍子胥、大夫种、孟轲、墨翟、贾谊、屈原等人，为什么作者不“求其品类，简在一科”呢。刘知幾从客观历史和史书编次两个方面批评葛洪，所驳甚是。至于刘知幾批评葛洪所谓“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的说法，可谓是非参半。所谓是者，刘知幾认为司马迁并不是以此来“怨刺”汉武帝。所谓非者，刘知幾认为司马迁以项羽列为本纪，正是他的“纰缪”之一，又“何必有凭”呢。这是他拘于史例而不察司马迁著述之深意所致。刘知幾曾为《汉书》为吕后立纪做了解释，说“吕宗称制，故借其岁月，寄以编年”[7]。这无疑是对的，而《汉书》之前，《史记》已经这样的处置了。按大致相同的道理，司马迁为项羽立纪，是因为项羽“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8]。根据同样的道理，《史记》还列了《秦楚之际月表》的专篇。故刘知幾的“纰缪”之说，既不能完全澄清葛洪之误，又不足以使后人信服。仅此一点而论，或可说明“知音其难”，“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这也说明，史学批评的误区是极难避免的。
三是凭虚。隋朝内史李德林在北齐时，曾就《齐书》起元（纪年之始）事与魏收讨论，有书信往还。他在答魏收书中有一句话是：“陈寿，蜀人，以魏为汉贼。宁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9]刘知幾把此事概括为：“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按：即《三国志》——引者），党蜀而抑魏。刊之国史，以为格言。”刘知幾是尊汉的，认为刘备“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辈秦缪、楚庄”，可是陈寿的评论“抑其所长，攻其所短”。他还认为，曹操是“罪百田常，祸千王莽”式的人物，曹丕也不是像样的君主，而陈寿对他们的评论，“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刘知幾的结论是：《三国志》“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陈寿本是蜀汉臣子，后为西晋史官。他撰《三国志》，于蜀、魏关系的处置上，颇为棘手。但西晋“受禅”于魏，故《三国志》以魏为“正朔之国”，在当时实别无选择。他从《魏书》《蜀书》《吴书》分记三国史事，而于《蜀书》中称刘备为先主、刘禅为后主。这在历史编纂上确是一个创举，也隐约可见其不忘曾是蜀汉之臣的心迹，这些都是客观事实。刘知幾尊汉情重，对此缺乏冷静分析，故认为陈寿“曲称曹美”，“虚说刘非”，似有未妥。李德林从正统观念出发，也是尊汉的，认为“汉献帝死，刘备自尊崇”，陈寿既为蜀人，必当“以魏为汉贼”。可是李德林的说法，在《三国志》中实难找到有力证据，所以刘知幾批评他是“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应当承认，刘知幾对李德林的批评在总的结论上是对的，而他在批评李德林中涉及对陈寿的许多指摘，有些是难以成立的，以致不免也有凭虚之嫌。同时，这也使他陷于在陈寿评价上发生自相矛盾的困境。刘知幾在《史通·史官建置》篇中指出，为史之道，其流有二：“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董狐、南史自不待言，班固也是备受刘知幾推崇的史家，陈寿能与他们并列，实在是非同小可之事。然而在他的《探赜》篇中，其地位又跌落到如此地步。陈寿其人其书未变，而是刘知幾陷入了一个《探赜》篇中所没有说到的误区——抵牾。
上述种种误区，带有举例的性质，尚难以概括这一问题的全貌。史学批评的目的，是为了鉴别历史撰述在史事、思想、体裁、体例、文字表述等方面的高下优劣，考察史家的素养、职责和成就，探索史学在社会中究竟起了何种作用，以辨明得失，总结经验，推进史学的发展。《史通·自叙》篇说：“《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又说：“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他的这些话，或有自我评价过高之嫌，但绝非有意自夸之辞，其诚恳愿望、良苦用心，流露于字里行间。然而欲达此崇高目的，则必须有正确的史学批评。倘若批评陷入误区，那就会使任何良好愿望都付诸东流，甚至会给史学发展造成新的障碍。从这一点来看，刘知幾在《史通》中撰《鉴识》《探颐》两篇，尤其寄有深意。由此也可认识到，走出史学批评的误区，实为史学批评家们不能不再三思之的大问题。
那么，史学批评家怎样才能走出史学批评的误区呢？或者说，怎样才能不陷入或尽可能少地陷入这种误区呢？在刘知幾的史学批评论中，他没有着意于从理论上来正面阐述这个问题。他的见解，多包含在具体的批评之中，从上文所述可窥其大概。不过，他在《鉴识》篇开篇时提出的“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的命题，对于强调批评者应重视鉴识的锤炼，是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他引用“探赜索隐，致远钩深”的古训，作为人们提高鉴识水平的途径，也是有方法论的价值的。他在《探赜》篇中写道：“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颣，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这是指出了史学批评中应取辩证的态度，不苛求也不掩饰前人。此篇末了又写道：“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怀，枉申探赜；或妄加向背，辄有异同。”这是总结了史学批评往往是在众说纷纭中展开的，而其最基本的方法是要“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以寻求正确的评价，避免发生“出自胸怀”“妄加向背”等错误。他的这些认识，结合他在一些具体的评论中提出的见解，大致反映了刘知幾关于如何开展正确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