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批评在具体问题上的歧异，对不同史书体裁的不同记识是一个突出的事例。这里，我们可以举《史通》中的《二体》篇为例，进一步说明刘知幾在史学批评方面的辩证方法。例如，中国古代史学家对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孰优孰劣的辩难，经过几番深入的思考和长期的争论，大致形成了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编年体优于纪传体。例如，东晋史家干宝“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根据是《左传》一书“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10]。这是以文字的多寡来判断编年、纪传的优劣。唐玄宗时，朝臣裴光庭提出，纪传体改变了《春秋》的体裁，“既挠乱前轨，又聋瞽后代。《春秋》之义，非圣人谁能修之”[11]。他进而倡议：“撰《续春秋经传》，自战国讫隋，表请天子修经，光庭等作传。”[12]他的这个荒唐的主张，竟然受到唐玄宗的赏识，然其计划并未实现，也不可能实现。这时，还有一位文史学家萧颖士，也积极提倡编年体，他说：“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于是，他“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13]。萧颖士撰的编年体史书未能流传下来，而他说的《史记》“失褒贬体”，强调“《春秋》大义”，这确是一些赞成编年体的史家批评司马迁的主要原因。唐德宗时，出身于史官世家的柳冕强调说：“（司马）迁之过，在不本于儒教、以一王法，使杨朱、墨子得非圣人。”又说：“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书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贬是也，而迁舍之。《春秋》尚古，而迁变古，由不本于经也。”柳冕出于史学世家，这种看法自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所看重的是史家的价值判断问题。
第二种看法跟第一种看法相反，认为纪传体优于编年体。《后汉书》作者范晔在讲到他为什么采用纪传体撰史时，对《春秋》提出大胆的批评，指出：“《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14]所谓“网罗一代，事义周悉”，是说纪传体能够容纳广泛的史事，更全面地反映作者的历史思想。唐初史家所修前朝八史，都采用纪传体。他们批评《晋纪》作者干宝和《晋阳秋》作者孙盛：“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书惜非正典。”[15]《晋纪》和《晋阳秋》都是编年体史书。在唐初史家看来，编年体史书写得再好，也不能视为“正典”，即所谓“正史”。这反映了唐初史家的看法。针对前人批评司马迁“变古法”“不本于经”“失褒贬体”等论点，唐代后期学者皇甫湜撰写《编年纪传论》予以驳难。这是一篇略带总结性的文字，兹节录如下：
论曰：古史编年，至汉史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至今，无以移之。历代论者，以迁为率私意，**古法，纪传烦漫，不如编年。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
……
又编年之史，束于次第，牵于深井，必举其大纲而简于叙事。是以多阙载，多逸文，乃别为著录，以备时之语言，而尽事之本末……子长病其然也，出太古之轨，凿无穷之门，作为纪、传、世家、表、志，首尾具叙录，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以是无愧。太初以来，千有余岁，史臣接躅，文人比踵，卒不能有所改张。奉而遵行，传以相授，斯亦奇矣。唯荀氏（按：荀悦——引者）为《汉纪》、裴氏（按：裴子野——引者）为《宋略》，强欲复古，皆为编年。然其善语嘉言、细事详正所遗多失，如览正史，方能备明，则褒贬得失，章章于是矣。
今之作者，苟能遵纪传之体裁，同《春秋》之是非，文敌迁、固，直踪南、董，亦无上矣。倘谬乎此，则虽服仲尼之服，手握绝麟之笔，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谓之好古则可矣，顾其书何如哉？！[16]
在关于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辩难文字中，这是较精彩的一篇。它首先肯定：不论编年、纪传，只要做到“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都可以成为良史。这就比一般参与辩难的史家看得更全面一些，立论的起点更高一些。作者还提出了编年体史书“多阙载，多逸文”的缺点和司马迁“出太古之轨，凿无穷之门”，创立纪传体的合理性。作者最后强调了不懂得继承创新，只是简单地模仿古人的史家，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总之，这一篇文章，是从理论上说明了纪传体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第三种看法，认为编年、纪传各有得失，不可偏废。较早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南朝梁人刘勰，他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写道：“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其后刘知幾撰《史通》，作《二体》篇置于《六家》篇之后，他不赞成编年、纪传“惟此二家，各相矜尚”的做法，主张“辩其利害”，以便使治史者有所遵循。他认为编年体的长处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它的短处是：其记述人物时，“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他认为纪传体的长处是：“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它的短处是：“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刘知幾的这些话，是分别针对《左传》和《史记》说的。他的结论是：“考兹胜负，互有得失”，“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因此，他主张编年、纪传“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刘知幾的这些看法，比起前两种看法来说，确有高屋建瓴之势，因而也就跳出了“唯守一家”的窠臼，这反映了刘知幾的卓识。
这种史学批评的辩证方法，在刘知幾以后的一些有影响的史学家那里，都有突出的反映。如本章第二节“会通思想与历史编纂的重大发展”中，马端临评论杜佑《通典》时所说，“时有古今，述有详略”；评论司马光《资治通鉴》时所说，“简编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这是以辩证的方法来看待时代不同、体裁不同对史书详略、内容的影响，也是史学批评史上的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