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家吴缜撰《新唐书纠谬》，认为“作史之难”是一个事实，在此基础上，他对史家在历史撰述活动中的具体要求也做了明确的阐述。尤其难得的是，他是中国史学上较早对“事实”做了理论说明的史学批评家，同时也合理地阐述了事实、褒贬、文采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这样写道：
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17]
这一段话，阐述了“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方面之于史书的相互关系，而尤其强调了事实的重要。其理论价值在于：首先，吴缜给“事实”做了明确的定义，“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意思是说，客观发生的事情，被人们“如是”地按其本身的面貌记载下来，这就是“事实”，或者说这就是历史事实。他不是单指客观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单指人们主观的记载，而是指的客观过程和主观记载的统一，这是很有深度的见解。其次，吴缜认为，“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方面对于史家撰写史书来说，不仅有逻辑上的联系，而且也有主次的顺序。这就是“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有了事实和褒贬，即有了事实和史家对于事实的评价，“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吴缜说的“事实”“褒贬”“文采”，可能得益于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它们的区别是在理论范畴上，后者要比前者内涵丰富和恢廓；在概念的界定上，前者要比后者显得明确。最后，吴缜认为，“为史之意”的根本在于“事得其实”，褒贬和文采都必须以此为基础。反之，如“事实未明”，则“失为史之意”，褒贬、文采也就毫无意义了。
吴缜对《新唐书》的“纠谬”究竟如何，自应做具体分析，而他关于“事实”“褒贬”“文采”之对于史书关系的认识，乃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新发展，是史家关于信史标准之理论形态的新概括，也是对历史编纂理论最本质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