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广泛的意义上对不同类型的史书做总体上的评论，这要求史家具有卓越的见识和高度概括的能力。明代史学家王世贞针对本朝史学，就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阐述了精辟的见解。他说：
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20]
这一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缺陷方面及其终于“不可废”的方面，言简意赅，可谓史学批评上的确论。王世贞所论，在史学史上都是存在的客观事实。例如，史家刘知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被后来者”，固有“五不可”，其中就有“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21]之难。刘知幾参与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22]。韩愈主持修《顺宗实录》，因涉及“禁中事”，牵连宦官，引起宦官集团的强烈不满，终于导致史臣对《顺宗实录》的修改，删去了“禁中事”[23]。这些都是“人恣而善蔽真”的反映。又如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仅凭所见私家笔记所记三件史事不确，便断言“野史不可信”[24]，显然失于偏颇。刘知幾《史通·杂述》篇列举十种“偏记小录之书”，虽一一指出其缺陷，但仍认为“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近代史学名家陈寅恪治隋唐史，旁征博引，涉及多种唐人野史笔记，阐发诸多宏论，论证野史之“不可废”。再如家史问题，这曾经是引发魏收《魏书》风波的根源之一，使其被诬为“秽史”。而把《魏书》“号为‘秽史’”的“诸家子孙”的根据，或是“遗其家世职位”，或是“其家不见记录”，或是家族地望不确，等等，都同“家史”有关。《魏书》的修改，亦限于此。[25]这件事表明：史家依据“家史”为史料来源之一，也应格外依据“家史”为史料来源之一，对此应格外谨慎；而有关的“诸家子弟”或许确有可信材料应当受到重视。但“秽史”之论由此而起，在史学史上是应当予以澄清的。
总之，王世贞所论包含着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反映了王世贞思想的深刻。他所总结的“人恣而善蔽真”“人臆而善失真”“人腴而善溢真”的三种情况及其有关的概念，尤其具有理论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这是经过漫长的道路和反复的认识才能达到的思想境界。
清代史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篇中，记述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的规律，更是把史学批评中的辩证方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因史学界已有专文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辩证方法是史学批评中的重要方法，古代史家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和批评例证，在今日的史学批评中，仍有借鉴、参考价值。
[1]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89页。
[2]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0页。
[3] 刘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时》，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90页。
[4] 浦起龙《史通通释》按语说：《鉴识》篇是“人之辨史”，《探赜》篇是“论论史”。他说的“史”，指的是史书。这说明浦起龙是深于这两篇的论旨的。参见刘知幾：《史通》，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06、213页。
[5] 刘勰：《文心雕龙》，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17页。
[6] 刘知幾：《史通》卷七《探赜》，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10页。
[7] 刘知幾：《史通》卷七《鉴识》，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05页。
[8] 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8～339页。
[9] 魏徵等：《隋书》卷四十二《李德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196页。
[10] 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8页。
[11]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采撰》，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377页。
[12]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八《裴行俭传》附《裴光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90页。
[13]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百二《萧颖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768页。
[14] 魏徵等：《隋书》卷五十八《魏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419页。
[15]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59页。
[16] 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百四十二《编年纪传论》，皇甫湜撰，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876页。
[17] 吴缜：《新唐书纠谬》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18]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19]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20]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21] 刘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时》，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91页。
[22]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21页。
[23] 参见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05～315页。
[24] 参见洪迈：《容斋随笔》卷四“野史不可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而。
[25] 参见李百药：《北齐书》卷三十七《魏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