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一个人是难以做出全面的和正确的回答的。我只是根据自己的肤浅认识，讲几点看法，和同行们共同探讨。
（一）唯物史观要求研究全部历史，也可以说是要研究整体的历史
一部史学史，至少是一部中国史学史告诉我们，对人类社会历史做系统的和整体的研究，这是从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史学意识。当然，以往的史学，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但是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等，做系统的、整体的、科学的把握，确是得益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启示和指导。
（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
中国史学史上的许多先哲，着意于“通古今之变”，不断探讨社会治乱之“理”、朝代兴亡之“势”，努力解释“势”与“理”之中存在的“道”，即社会历史演变的法则与常规，其意颇近于后世人们所说的规律。故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有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6]尽管中国学人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可贵的探索，也有丰富的思想积累，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前，我们的先人们在这方面的思考所得，只是停留在朴素的阶段，从而限制了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发展过程，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演变、发展对社会历史的影响，社会历史呈现出的不同的阶段性特点，从而揭示出人们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方法论原则，也就使人们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成为可能。
（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是因为唯物史观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
大家知道，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应从经济领域入手。但是，唯物史观同时承认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思想文化、道德风尚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在中国史学上，司马迁写出了《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汉书》则创有《食货志》并为后来许多“正史”所效法，杜佑《通典》更是把《食货典》置于诸典之首，等等，显示出重视经济生活的思想传统。杜佑甚至提出了教化同食货、职官、选举、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之间的关系，把古代史家关于对社会结构、国家职能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以至于在此后的约千年之中，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的进展显得缓慢，并始终带有朴素的色彩。唯物史观的传入，人们的历史观念在这一领域同样产生了质的飞跃，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才真正得到合理的解释，并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获得实践的意义。今天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常识问题了，但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方面发展到这一阶段，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四）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民本思想的传统。司马迁还写出了《陈涉世家》这样的千古名篇，一些史家也一再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明清时期史学中的重民思想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些都是宝贵的思想遗产。但是，这样的思想传统发展到更高、更理性的阶段，也只有在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才有可能。只有到这时，中国史学界才能产生如同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1916年）、翦伯赞的《群众、领袖与历史》（1939年）这样的鸿文，揭示出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伟大创造作用。李大钊说得好：“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缘于势力，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而让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7]这是对“众庶”和“英雄”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合理解释。诚然，结合到历史的具体事件来说，其情形可能千差万别，但其根本原理，当不超出此论的范围。
以上这四个方面，是就我个人的肤浅认识来看，唯物史观是怎样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的面貌，怎样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使其朝着科学化的道路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