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中国史学同唯物史观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认识：一是21世纪中国史学仍将同唯物史观保持密切的联系，后者对于前者的意义仍将是十分重大的；二是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更高的科学程度上运用和丰富唯物史观，从而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
从这两点认识出发，我认为要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关注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从严重教训的阴影中走出来
如前所述，20世纪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在取得成绩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运用唯物史观过程中也走了不少弯路。从学理上看，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认识、理解、研究，确有一个发展过程，幼稚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从历史条件上看，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过程中，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特别是“左”的思潮的干扰。上述两种情况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即或者把唯物史观简单化、教条化，以理论代替学术；或者把唯物史观片面化、绝对化，以原则代替具体研究。这两种后果的本质是一样的，既曲解了唯物史观本身，又阻碍了历史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前的那些年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而“**”十年更使唯物史观遭到恣意篡改和践踏。现在，是到了我们完全走出这个被严重教训所笼罩的阴影的时候了。我们应当像总结成就一样，认真总结教训，这就要求我们正视严重教训，深入拨乱反正，重新学习理论，改进运用方法。
（二）进一步认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价值
不论是总结成就，还是记取教训，我们都会碰到如何看待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问题。这些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提出的有关论断。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价值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理论可以代替这个体系；第二，它经历了一百多年历史考验，没有被驳倒，更没有被人们遗忘和抛弃，这从另一个方面有力地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它的存在的合理性。
（三）在唯物史观与具体的研究对象相结合的过程中，推动理论上的创新
从史学前辈的治学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翦伯赞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怎样对待发展观点”“怎样对待全面观点”“人民群众与个别历史人物”“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重大问题[8]，是从理论上做出了精辟的论述。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和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身份的分析和国家职能的认识，对人、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等，都是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结论。在这方面，中国史学界还有很多可以总结、可以借鉴的地方。事实证明，唯物史观不会窒息人们的创造力，而是要我们去发现这种创造的方法和途径。
（四）运用唯物史观，要有气度，要有吸收其他有益的理论和方法的雅量与勇气
这是从以往史学发展中总结出来的一条教训，也是从近2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不是一定要排斥任何其他的理论和方法；相反，对于那些有益的理论和方法，应当予以吸收，为我所用。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唯物史观在同各种理论和方法的比较中显示自身的特点和活力；另一方面也将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具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内容和时代的气息。
21世纪的中国史学，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唯物史观仍将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些新问题的基本理论；而新的理论认识的创造和新的研究成果的取得，都需要我们在上述几个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1]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新史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2] 参见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1938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3]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4]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41页。
[5]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3页。
[6]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1辑《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
[7]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39页。
[8] 参见翦伯赞：《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3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9～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