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历史理论，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下，结合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历史现象或重大历史问题，在做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概括性和规律性认识。从总体上看，60年来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研究方面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相互联系而又各有特点的阶段，这就是：全面提出问题、系统梳理问题、正面阐述问题。
在全面提出问题阶段（1949—1966），随着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传播，广大史学工作者受到这一科学历史观的吸引、感召和影响，纷纷起而运用这一新的历史观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从而引发了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历史现象的热烈讨论，以至于激烈的辩难。[1]其中，有的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已经提出来的，而大部分问题则是广大史学工作者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过程中，结合重新审视中国历史逐步提出来的。在这些讨论和辩难中，史学工作者各陈其说，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史学界所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从本质上看，它们大多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阶级斗争学说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工作者对理论的关注和热情，这是中国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发生重大变革的序幕。第二，尽管这些讨论、辩难并没有完全取得共识，但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大多数参与讨论、辩难的史学工作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研究、阐发历史问题的理论指导。正因为如此，这些讨论、辩难的实际意义，一方面推进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认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对唯物史观的学习、运用，为新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方法论的基础。我们应当注意到，在全面提出问题阶段，范文澜所撰《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和翦伯赞所撰《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两篇理论文章。[2]它们反映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系统梳理问题阶段（1977—1988），史学工作者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鼓舞下，一方面提出新的历史理论问题展开讨论，一方面则出现了系统梳理问题的趋势，旨在把“**”前的关于历史理论问题的诸多讨论加以清理，以期推进理论研究的深入。这一清理工作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是史学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纠正“**”中被所谓“儒法斗争史”搞乱了的中国历史进程的真相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谬说。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历史研究》编辑部组织撰写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3]一书，此书分专题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所讨论的历史理论问题，以及70年代末80年代初史学界所讨论的历史理论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因具有这样两个特点，此书在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有关中国历史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所做的系统的归纳。第二，这一梳理和归纳工作，是在尊重学术平等的原则上进行的，有关专题的作者多以平和的心态列举诸家之说，目的在于为史学界提供进一步探讨理论问题的思想资料。当然，更值得重视的是，此书在《序言》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三十多年来的讨论中，我们不时发现，同是一条史料，同是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往往能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再现出形态各异的历史具体，并由此引起无穷争论。”于是，《序言》提出了克服和避免此种现象的途径：“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否表明，在具体的历史资料和抽象的理论观点之间，还需要加强乃至增添某些中间环节，以减少种种失误的可能。”《序言》还认为：“三十多年来的争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正是在做着这样的工作。”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是关于在“史料”和“原理”之间对于历史理论研究之重要性的一个自觉的和明确的认识。历史理论研究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可以避免用史料去注释原理，既夸大了史料的作用，又使原理庸俗化；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用原理作标签去给史料定性，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理论既具有唯物史观原理的普遍性品格，又具有说明具体的历史现象的特殊性品格。因此，这一梳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的深入理解，促进了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理论的思考。
在正面阐述问题阶段（1989年至今），出现了不是为商榷、辩难而作的，有系统的、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密切结合的历史理论专书和专文，显示出历史理论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在专书方面，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是代表性著作。[4]此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通史》编撰，阐述了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不少新论点。例如，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作为首要问题提出来，论证了中国史学上有撰写多民族史的传统，而且出现过多民族史撰述的杰作。把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结合起来做综合考察，用以说明社会历史进程的面貌；探究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对国家的社会职能和统治职能做有联系和有区别的分析，关于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特色的阐说，以及从理论上阐述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的特点，等等。事实证明，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撰述，正面论述一些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符合历史理论研究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专文方面，刘大年在1997年发表的《当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作者针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众说纷纭的观点，就“近代科学与近代方法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基本问题”“社会性质”“阶级分析”“革命与改良”“中国当代与近代”“勇敢坚持真理，勇敢追求真理”等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述[5]，显示出一个史学家的科学精神和坦**胸怀。限于篇幅，类似的专书和专文，不能一一胪列和论述。值得高度关注的是，2004年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更加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已经发挥出并将继续发挥出巨大的理论力量和学术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研究方面必将迈向更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