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是关于史学作为一门学问、一个学科，在其自身发展中所面临的普遍现象和共同问题以及史学家的修养与撰述活动、史学同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概括性和规律性认识，史学理论同历史理论有所区别而又不可截然分开。
如同史学工作者在认识史料同原理的关系时，提高了对历史理论研究的自觉性一样，史学工作者在讨论加强历史理论研究时，进一步提出了研究史学理论的自觉要求。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工作者在理论研究方面又一个新的进展。20世纪80年代初，尹达在讲到加强历史理论研究时，指出：“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告诉我们，重视史学理论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6]他举出刘知幾、章学诚、梁启超等人为例，用以证明他的观点。其后，有的史学工作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并做了相应的论证。[7]与此相关联的是，大学历史系史学概论教材建设的推动和西方史学理论著作纷纷引进的启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史学理论的研究在史学界逐步展开。
首先，反映在教材建设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了各具特色的史学概论教材数十种，在教学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以阐述史学理论为基本内容的史学概论教材，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从中国史学遗产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提出问题进行论述；二是适当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以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为主要内容，并结合中国史学的实际进行阐述；三是突出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反映中外有关史学成果与问题的基础上，阐述历史学学科学习和研究的基本问题。[8]
其次，反映在对中国史学遗产中的史学理论的研究，或从史学批评契入，或从史学思想提升，或从断代考察，或从史学变革过程进行分析，或以专题作系统探索，等等，显示出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的面貌。[9]至于研究史学理论的专题论文，则不可胜数。
最后，反映在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关于苏联史学理论的专书，着重于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概述；有关于西方史学中的历史思维模式、历史科学的对象理论和历史科学的元理论等问题的论述；有近现代西方史学论著选译等[10]，显示出研究的重心在西方史学，无论在问题研究和资料选择方面，都有深厚的功底。值得注意的是，何兆武在批评史学界的两种不良倾向时尖锐地指出：“理论的历史学家一贯习惯于先验之论，所谓研究只不过是为他那先验的理论框架填补例证而已；而实证的历史学家则一味浸沉于考据之中，往往言不及义，完全索然于历史的精神。”[11]在我们讨论理论研究成就的时候，或是讨论实证研究成就的时候，做这样的反思，应当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