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制定了什么样的国策？
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得最丰富、最精彩的部分，也是他对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总结得最深刻的部分。因此，本文不可能对司马迁所作的这一总结做比较详尽的评论。这里，我想指出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即司马迁对汉初统治者所制定的并历经几代连续贯彻的基本国策的记述与评价。
我想先讲一讲陆贾这个人，因为他跟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有极大的关系。陆贾是楚地人，以有辩才而从刘邦定天下，深得刘邦的信任。司马迁记下了他在汉初所做的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这就是：
（汉初定）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4]
可以想见，这在当时是何等庄严、深沉而又富有生气的场面！值得注意的是，刘邦这个人的文化素养并不高，有时还带有几分无赖习气，但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不像项羽那样“自矜功伐，奋其私智”，因而能够采纳臣下的合理建议。他命陆贾总结秦何以失天下、汉何以得天下及古成败之国的历史经验，实在是一个极其英明的决定。汉初统治集团，以皇帝为首这样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对于西汉初年乃至西汉前期基本国策的制定和贯彻，无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陆贾说的“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的话，跟后来贾谊说的“取与守不同术也”的话，是相通的。从这个历史的联系中，可以窥见汉初知识分子在总结历史经验、思考当代治国方略上，有不少共同的认识，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陆贾《新语》十二篇，今存。有人认为是后人伪托，但也有人认为是大致可信的，我倾向后一种说法。十二篇中的第四篇（即《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是否可以认为，“无为”“宽舒”“中和”，既是对秦朝“用刑太极”政策的否定，也是直接影响到西汉前期基本国策的理论根据之一。汉初统治者内部在政治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有朝廷同异姓封国的斗争，有刘氏集团同诸吕集团的斗争，有同姓封国同朝廷的斗争等，但以“无为”“宽舒”“中和”为理论根据的基本国策却相沿未改，在较长的时期里得到了贯彻。
司马迁显然十分重视这一历史经验。他在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注意到它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它的实际效果。他在《吕太后本纪》后论中指出：“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吕太后本纪》所记述的史事，大多是关于诸吕同刘氏宗室及开国功臣争夺权力的斗争，是关于吕后在这个斗争中的种种残酷手段的。从上文所引司马迁语来看，说明他在总结惠帝、吕后统治时期的功过得失时，没有局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而着眼于这一时期总的社会发展趋势。这正是司马迁的历史见识的非同凡响之处。而所谓“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同刘邦废秦苛法，萧何“顺流与之更始”，陆贾提出“逆取而以顺守之”的历史经验和“无为”的主张等，是一脉相承的。这里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国策，即顺应民心，与民休息。这一国策在文、景时继续得到贯彻，所以司马迁一再称颂文帝的“盛德”：“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5]“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6]司马迁这样盛赞文帝是有道理的，因为正是在他统治的二十多年中，西汉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并迅速发展起来，在惠帝、吕后时期“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基础上，进而发展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的局面。对于文帝本人的政治才能和治国方略，司马迁有一段记载，写得平实、感人，使人能于细微处见其不平凡的政治家风度，兹录于下：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7]
从这里所列举出的一些事例，可以看出文帝时期的政治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用了“海内殷富”这四个字，反映出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已完全摆脱了汉初那种“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贫困局面。这是自西汉建立至文帝时四十余年中的根本性变化。从惠帝、吕后时期的“无为”到文帝时期的“以德化民”，这也是基本国策的一脉相承。可见，汉初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确与这一基本国策的正确制定和长期延续有极大的关系。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一国策的延续性在大臣中的反映。史载，曹参代萧何为相，不理事，遭到惠帝斥责，曹参解释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8]惠帝认为曹参说得对。曹参是刘邦旧臣，对刘邦和萧何的政治举措自然了解至深。从刘邦的“承敝易变”、萧何的“顺流与之更始”，到惠帝、吕后的“无为”和曹参的“遵而勿失”，这正是秦汉之际封建皇朝政策转换中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是“易变”和稳定的统一。汉初统治者的成功之处，是他们比较恰当地把握住了这一政策转换中的两个不同的环节；而司马迁的高明之处，是他完全洞察了这种“变”与不变的政治举措对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故而能对它们进行深刻而生动的总结。然而，司马迁的这一总结并不限于此，他还引用当时的民谣来说明上述国策的连续性在民间的反映：“萧何为法，弇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又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9]这是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当时的民谣和评价曹参的思想与做法，是历史经验的形象的表示和理论的概括的统一。
以上这些，说明司马迁是从秦的酷法役民到汉的“清净”“无为”“与民休息”这一政策的变化，来总结汉初统治者是如何巩固统治、发展社会经济的。不论是处置封国问题，还是解决民族矛盾问题，汉初统治者都没有改变“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这就证明汉初统治者是真正总结了秦亡的教训。司马迁不愧是伟大的史学家，他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重大的历史经验，并在《史记》中一再反映出来，其深意所在，可以想见。这就表明，他总结历史经验不仅仅是为了说明历史，还以此来观察现实。他对于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的认识，正是他上述历史认识的合乎逻辑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