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什么新的问题？
这是司马迁所亲身经历的历史变化。应当说，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最富庶、最强大的时期。如他自己所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10]“建元”元年是公元前140年，而司马迁就诞生于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可谓生当其时。古往今来，有不少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对汉武帝统治时的盛世讴歌备至。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身处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却没有陶醉于对盛世的歌颂。他以一个冷静的、负责任的史学家的眼光，看到了这个盛世表象后面的社会问题，并在《史记》中有所记载，从而显示出他的卓越的史识和实录的精神。
司马迁于盛世之中洞察到事物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当在《史记》的《今上本纪》《封禅书》《平准书》等篇中尤其突出。可惜《今上本纪》已佚，今《孝武本纪》为后人以《封禅书》所补，所以我们只能以《封禅书》和《平准书》作为主要根据来考察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司马迁在《封禅书》后论中说：“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十分清楚，他是要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来揭露方士祠官的虚妄和笃信鬼神的帝王们的荒诞。《封禅书》除记述了历代的封禅活动外，主要落笔在对汉武帝笃信神仙、受方士愚弄的揭露和讽刺上。篇中说到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先后为方士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人一再耍弄而执迷不悟，以至于“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亦遣，冀遇之”，达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篇末有几句带有结论性的话是：“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渎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这无异是说，入海求仙，不过是一出出闹剧而已。汉武帝本人虽久求而不可得，未免感到厌恶，但还是希望能够见到神仙。由于皇帝的笃信不改，毒化了社会风气，相信神仙的人愈来愈多，但那结果不是十分清楚吗？
显而易见，司马迁正是通过《封禅书》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汉武帝统治时期盛世表现背后的阴暗面，汉武帝的这些愚蠢行径使他看到了“物盛而衰”的历史变化。这种历史变化，已不只是表现为对于神仙的笃信和求访，而是人世间的活生生的反映。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描绘了汉武帝即位后不久，西汉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而达到的繁荣局面，可谓一派盛世景象。但他接着就写道：“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司马迁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来看待和解释这种变化，即他说的“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变化正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统治固有矛盾发展的结果。武帝不同于高祖、文、景，因为他处在这个矛盾发展的新阶段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最高统治者的变化，不应被看作上述变化的原因，而恰恰是这个变化的一部分。但是，最高统治者的变化因其所处地位的特殊性，必然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的变化。司马迁虽然还不能科学地说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但他毕竟是十分敏感地观察到了这两种变化。他在概括地描绘了社会的变化之后，又从一些具体方面揭示了“物盛而衰”的种种表现。例如：由于通西南夷道和筑卫朔方，弄得“府库益虚”；由于对匈奴的连年用兵，“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由于置赏官武功爵，于是“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由于“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由于“有腹诽之法比”，于是“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以及“富商大贾或晌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等等。这些现象是以前所没有的，或者虽然有但却没有显露得如此突出。当然，武帝时代的西汉社会比惠、吕、文、景时代的西汉社会是向前发展了，于是新的社会问题也就跟着产生了。司马迁以朴素的辩证思想来说明他看到的这些变化，认为：“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他当然还不能完全跳出循环论的窠臼，但他毕竟敏感地揭示了社会的变化，于盛世之中看到了新的社会问题。这些变化，这些问题，固不可完全视为盛衰之变，但也确实包含着盛衰之变。唯其如此，司马迁才给后人留下了永远值得思考的历史课题。
司马迁不愧是伟大的史学家。他不仅能够以冷静的态度看待历史，也能够以同样冷静的态度看待现实。他善于以历史的经验来揭示现实的问题，也善于以现实的问题去反衬历史的经验。他的思想上无疑还带着历史循环论的印记，但他确实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巨人，因为他对历史与现实中发生的变化从不感到惊奇和困惑。他的历史哲学是：“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要之，司马迁所总结的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中包含的历史智慧，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1] 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41～2542页。
[2]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1页。
[3]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4页。
[4]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9页。
[5] 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37页。
[6] 司马迁：《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49页。
[7] 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33页。
[8]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30页。
[9]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31页。
[10]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