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对于自己所作的史论，十分自信。他自我评价说：
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即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他还认为：“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1]一个史家，如此坦率而又如此自誉来评论本人的史记，在中国史学上实属罕见。
范晔这里提到的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范晔在史学上明确地提出了“著述及评论”这样的概念，把“著述”与“评论”并列地提出来，这是第一次，显示出他对于“评论”的重视。二是作为皇朝史来说，《汉书》在当时“最有高名”，影响甚大，范晔著史撰论，都以其为参照，为“比方”。三是贾谊的《过秦论》是范晔心目中史论的典范，故以其自况。
近年来，关于范晔史论的研究，屡有论文面世[2]，读后颇多启发。本文所论，或有异同，祈望读者和同好予以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