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艺文志三》农家类著录徐光启《农政全书》60卷、《农遗杂疏》5卷，张国维《农政全书》8卷等。同书《艺文志二》故事类著录关于各地盐政志多种，以及林希元《荒政丛言》1卷、贺灿然《备荒议》1卷、俞汝为《荒政要览》10卷等。这些书同所谓马政、船政等著作一样，虽然是以“政”名书，但它们有不少是讲“史”的。《四库全书总目》的编者们于史部中立“政书”类，是很有道理的。明人在农政、盐政、荒政等方面著作的增多，是从不同于上面所论述的另外一个领域，反映出他们对经济史撰述的重视。
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是综合性的农学名作，也是关于农政之史的名作。从农政史方面来看，其农本与荒政首尾二目，尤为重要。《农政全书》的指导思想是“富国必以本业”，所以作者把“农本”置于书首。其中“经史典故”引经据典阐明农业是立国之本；“诸家杂论”是引诸子百家的言论证明农业的重要，同时收录冯应京的《国朝重农考》，以明朝历代皇帝的农业政策和措施，告诫当时的皇帝和各级官吏重视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者。[52]
《农政全书·农本》这一部分，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中国农业思想史和历代农业政策史的概括论述。“经史典故”从有关神农氏、后稷的传说，及《尚书·洪范·八政》、《周官礼·王制》和《孝经·庶人》的经济思想，说到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和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至汉唐诸家的论述和措施。“诸家杂论”分别引证了《管子》、《商君书》、《吕氏春秋》、《亢仓子》（一作《亢桑子》）、《齐民要术》、王祯《农桑通诀》阎闳序、王磐《农桑辑要》序、邝廷瑞《便民图纂》于永清序、王祯《农桑通诀》中的有关论点，以及《皇明经世实用编·国朝重农考》中所阐述的思想。作者凭借这些文献，勾画了从春秋、战国至元、明时期农业思想的历程。历代以农业为本的政策，在这里得到了有说服力的、历史的说明。《农政全书·荒政》这一部分共18卷，几乎占了全书卷数的三分之一。《荒政》篇起首3卷即“备荒总论”和“备荒考”，实则是一篇内容丰富的荒政史。
在明代，盐政和农政是关系“国用”状况的两个重要方面。《明史·徐光启传》记：“帝忧国用不足，敕廷臣献屯、盐善策。光启言屯政在乎垦荒，盐政在严禁私贩。帝褒纳之。”这当然不只是崇祯朝的情况，而是在崇祯朝显得更加突出罢了。明人所撰盐政史以地方性的为主，如史启哲《两淮盐法志》、王圻《两浙盐志》、冷宗元《长芦鹾志》、李开先《山东盐法志》、谢肇浙《八闽鹾政志》、李沄《粤东盐政考》等。[53]关于盐政方面的总志，有朱廷立所撰《盐政志》10卷。朱廷立是嘉靖二年（1523）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嘉靖八年（1529），他以河南道监察御史奉使清理两淮盐政，于是乃博考古今盐制，撰成此书。《盐政志》分为7门：出产、建立、制度、制诏、疏议、盐官、禁令。每门各分子目，共394目。制诏、疏议部分，每篇各立一目，故其目甚繁。另有《盐法考》10卷，不著撰人，清四库馆臣疑为明末人所撰。此书自总论以下，按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陕西、广东编次，所论之事，至崇祯初年而止。[54]盐政之史，除上述专书外，还有王圻《续文献通考》中的《征榷考·盐法》三篇。上篇记宋、辽、金、元，记事起于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中篇和下篇记明代，记事迄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它们记载了这期间424年盐法的历史，于各朝盐法利弊、各地产盐之数、转输情况、盐课数额、商人牟利违法的恒情等记载尤详。它们依年记事，清晰地反映了宋、辽、金、元、明的盐政之史。
荒政，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历代封建王朝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治河、漕运、水利、农政、盐政、荒政，这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撰写这些方面的历史，有的兴于唐代，有的萌于宋、元，而在明代都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个发展，一方面是有总结性著作的出现，如《河防一览》、《农政全书》；另一方面是关心、撰写这方面历史的人越来越多了。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是，对于这些方面的历史撰述，人们以往很少把它们作为当时的经济史撰述看待。这个观念是应当改变的。尽管“经济史”这个概念还不曾出现，但人们事实上是从社会经济方面来考察上述各个领域的历史，这是史学走向社会深层的又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