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福建光泽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授刑部主事。同张穆比起来，他是一个仕途顺利的青年学人。他只活到38岁，比张穆还少活几年，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命运又很相近。但是他们更相近的地方，却在于学术上的旨趣和民族危机感的共识。何秋涛除补辑、校订《蒙古游牧记》外，也写出了自己的边疆史地研究巨著《朔方备乘》。张、何齐名，确有许多共同之处。
《朔方备乘》是一部采用多种体裁纂辑而成的综合体史地著作。它包括卷首12卷，正文68卷，另凡例、目录1卷。卷首是抄录“圣训”和“钦定书”中的相关内容，所录之书有《平定罗刹方略》、《大清一统志》、《皇朝通典》、《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正文有述略6卷、考24卷、传6卷、纪事始末2卷、记2卷、考订诸书15卷、辨正诸书5卷、表7卷、图说1卷。述略，略用编年体；考，偏重地理方面；传，包括历代“北徼诸国”和“用兵将帅”；考订、辨正诸书，是对前人及近人有关撰述的考订；表，包括事迹、沿革、世次等；图说，包括自西汉以下北徼地图和论说，以及俄罗斯自初起之时至道光末年不同时期的地图和论说。其《凡例》指出本书之取材与性质说：“是书取材之处有四：一曰本钦定之书，以正传讹；二曰据历代正史，以证古迹；三曰汇中外舆图，以订山川；四曰搜稗官外纪，以资考核。”又说：是书“旁搜博采，务求详备，兼方志外纪之体，揽地利戎机之要，庶言北徼掌故者有所征信云”。对于几类材料的来源及其取资的目的，对于本书体裁上的特点，这里都做了明确的说明。至于“揽地利戎机之要”，是谈到了本书的要旨。
《朔方备乘》的《凡例》30则，实采《史记·太史公自序》后半部分的体例，具有序的作用。它对作者的撰述宗旨、重点所在、各部分的要点及相互配合的关系，以及本书在“经世之务”上的具体要求，都提纲挈领、条分缕析地做了说明，有全书论纲的作用。本书主旨是考察清朝东北、北方、西方疆界的历史和现状，《凡例》第五条提出：“皇朝武功，迥超前代。凡今日北方之镇戍，咸当年睿略所经营：如东海诸部，今属吉林省；索伦诸部，今属黑龙江省；喀部，今为漠北雄藩；准部，今为新疆全境，以及乌梁海之附于游牧哈萨克之关系边防，皆接壤俄国之要地也。”所谓“北徼”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中俄边界问题，故《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指出：“我皇清圣圣相承，声教远讫北徼，俄罗斯国詟神武以定界，慕圣文而来宾，实为千古未有之盛。”又指出：“我朝边境接壤俄罗斯，几及万里。康熙年间设界碑于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诸地，此北徼界碑之始；钦命大臣至尼布楚会议，定约七条，此北徼条例之始”；雍正年间，设喀伦于呼伦贝尔及楚库河诸地，此北徼喀伦之始；皆宜详考，以备掌故。”[12]因此，不论是《凡例》中的说明，还是全书正文中的论述与考察，这一部分内容均占有突出的位置。作者认为：“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13]这八条“备用之处”，有政治和军事的考虑，有关于历史记载之是非的考察和关于现实应变之抉择的判断，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和时代的脉搏的一致。
《朔方备乘》的重要价值，是它着重考察了东北、北方、西北的边疆沿革、攻守形势和中俄关系的历史。作者在“圣武述略”各卷，阐述了东海诸部、索伦诸部、喀尔喀、准噶尔、乌梁海、哈萨克“内属”的历史。在此基础上，作者撰述了《北徼界碑考》、《北徼条例考》、《北徼喀伦考》、《俄罗斯馆考》、《俄罗斯学考》、《雅克萨城考》、《尼布楚城考》、《艮维窝集考》、《库页附近诸岛考》、《北徼山脉考》、《艮维诸水考》、《乌孙部落考》、《俄罗斯互市始末》、《俄罗斯进呈书籍记》等篇，以丰富的史实、详明的考据，阐述了中俄边界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作者对于自己的这些撰述，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就是：“边防之事，有备无患”；“哈萨克之外，惟俄罗斯为强国，然则边防所重，盖可以知矣夫”；“西北塞防，乃国家根本”[14]。作者在《北徼界碑考》中，指出了俄罗斯“侵犯雅克萨、尼布潮（楚）诸地，戕我居民，边境骚然”、“在在侵犯，肆行扰害”的事实，详考“设立界碑之始末”，补证志乘失载之阙。作者在《北徼喀伦考》中引《盛京通志》载：黑龙江另设之十五喀伦（卡伦），所以防御俄罗斯来路，盖已增于十二喀伦之数。认为“其他添置之处，皆关系北徼防维，不可或略”；喀伦之设，“加派侍卫，分驻巡查，所以固封圉而昭慎重也”。作者撰《雅克萨城考》，是为了“裒辑北徼事迹，详加研究，爰知雅克萨城一区，中国隶籍在前，罗刹兵争在后，所宜详征博考，订前人之讹误，以示传信”[15]。他详细论证：“尼布楚城本中国蒙古属地，初非罗刹所有，亦非瓯脱之区也”，而俄罗斯在崇德四年（1639，即明崇祯十二年）以后“始据尼布楚城，由是而东侵雅克萨、南侵额尔古纳，扰害索伦诸部垂四十年，皆恃尼布楚为巢穴”[16]。上举各篇，大致意皆如此，表明了作者对于中俄边界之历史与现状的强烈关注之意，字里行间郁结着忧虑、爱国之情。
《朔方备乘》因着重于考察中俄边界的历史和现状，故进而考察了俄国的历史、地理以及中俄交通等有关的问题，从而开阔了边疆史地研究的视野。作者撰有《波罗的等路疆域考》、《锡伯利等路疆域考》、《俄罗斯亚美里加属地考》、《俄罗斯丛记》、《考订使俄行程录》、《考订俄罗斯佐领考》、《考订俄罗斯事辑》、《考订俄罗斯事补辑》、《考订俄罗斯盟聘记》等，其中有的是作者自撰的，有的是对他人撰述的考订，不少内容涉及中俄关系和中西交通问题。这对于了解外域情况，也是有重要价值的。李鸿章叙《朔方备乘》说：“《大学》之言治平，知己之学也；《周官》之言周知，知己而兼知彼之学也。自来谈域外者，外国之书务为夸诞，傅会实多；游历所纪，半属传闻，淆讹叠出；又或辗转口译，名称互歧，竞尚琐闻，无关体要，以云征信，盖亦难之。”“窃见故员外郎衔刑部主事何秋涛究心时务，博极群书，以为俄罗斯东环中土、西接泰西诸邦，自我圣祖仁皇帝整旅北徼，詟威定界，著录之家，虽事纂辑，未有专书。秋涛始为汇编，继加详订”，“是书所纪，虽止北徼一隅，然学者由是而推之”，则具有广泛的价值。[17]由此可以看出，此书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
《朔方备乘》卷三十八记《土尔扈特归附始末》，作者不仅详述其始末，而且对此事的重大意义深致其意，与《蒙古游牧记》有关记载相得益彰。此书还对历代北徼用兵得失，尤其是清朝的“圣武”有较多的论述，目的在于为现实的北徼边防提供历史的经验。此书的撰成、进呈、刊刻前后，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其中包括中俄《瑷珲条约》（咸丰八年，1858）、《中俄天津条约》（同上）、《中俄北京条约》（咸丰十年，1860）、《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同治元年，1862）、《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同治三年，1864）等，沉痛的历史，越发衬托出作者的远见卓识和爱国思想。
姚莹还指出，中国人了解世界，要兼顾到研究中国历史文献和“外夷”之书。他在此书卷九《华人著外夷地理书》篇批评说：“自来言地理者，皆详中国而略外夷。《史记》、《前后汉书》凡诸正史，外夷列传多置不观，况外夷书乎？”他胪列自法显《佛国记》以下至魏源《海国图志》等数十种书，都是不可不读的。他进而指出，了解、研究外域，“非如文人词客徒资博雅、助新奇也。故留心世务者，皆于此矻矻焉”[20]。本书卷十六载图说13种，如《中外四海地图说》、《新疆南北两路图说》、《新疆西边外各国图说》、《西藏外各国图说》、《西人海外诸新图》等，显示了边疆史地研究者在学风上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