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源与《海国图志》
在中国近代史学萌生过程中，中国史家关于边疆史地的研究和关于外国史地的研究，可以说是同步展开而又互有交叉的。鸦片战争前夕，出于民族危机的预感，龚自珍已着手于边疆史地的研究，而林则徐则倡导对外国史地的认识与研究，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固已涉及对外国的历史与现状的考察；而关于外国史地的研究，则往往联系着对当时中国前途的抉择和命运的估量。这两股史学潮流的奔腾、激**，都同时代的脉搏发生着共振。
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有一种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迫切感，乃命人翻译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亲自润色，编订刊刻，定名为《四洲志》。这是一本简略介绍世界各洲30多个国家地理、历史的书。此书虽只2卷，但开风气之先，对后来中国学人研究、撰述外国史地之风，有倡导的作用。这也表明林则徐作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对近代史学萌生所起的作用。继林则徐之后，魏源写出了《海国图志》，王韬写出了《普法战纪》、《法国志略》等书，黄遵宪则有《日本国志》的撰述。这些关于外国史地的著作，在当时的中国，以至在日本，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今人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出版）汇辑了鸦片战争后至辛亥革命前国人亲历欧美、日本的一批记述，从中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思想、视野，确与清代前期大为迥异；也可以看出在近代史学萌生中，关于外国史地研究、撰述新局面之形成的必然趋势。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28岁中举人，50岁才中进士，仕途不算通达。但他在三四十岁时，政治经历丰富，著作繁多。鸦片战争时，为两江总督裕谦幕僚，参与浙东抗英之役，与龚自珍、林则徐、姚莹等关系密切，思想相投。他痛感英军入侵，撰《圣武记》一书，以激励时人，并希望朝廷重温历史，振作武功，以坚御侮之志。此书共14卷，前10卷历述清朝武功及用兵成败之道，兼及有关军事制度；后4卷为作者论议，阐述了他关于练兵、整军、筹饷、驭夷的见解和主张。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思潮来看，这书在史学上的价值，其论议部分远在记事部分之上。魏源在《圣武记叙》中写道：“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蠢；以之搜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21]可见作者认为，肃清政治是御侮的基础，而人才又是其中的关键。这实际上是指出了当时的政治腐败，造成了侵略者有可乘之机。他在叙中特意说明此书“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即《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又引用《礼记·哀公问》篇中“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的话，都是寓有深意的。
魏源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又撰写了《道光洋艘征抚记》上下篇。这一长文，详细记载了鸦片战争的经过和《南京条约》签订前后的清朝政治和中外关系，记事起于道光十八年（1838）四月黄爵滋奏言鸦片输入之害，迄于咸丰元年（1851）“特诏奖雪林则徐及姚莹、达阿洪之尽心竭力于边，斥耆英畏葸骄敌之罪，中外翕然钦颂”。它阐述了当时有识之士于英人鸦片贸易对中国危害的认识，伸张了禁烟之举的正义性，揭露了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的昏聩和琦善、耆英的无能、误国，肯定了林则徐、邓廷桢等主战派的主张和措施并为其所蒙之冤辩诬；它歌颂了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阐述了作者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是关于鸦片战争的一篇信史。作者在本文末了论道，“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乃是“富国强兵”的关键之举。又指出：“时乎时乎，惟太上能先时，惟智者能不失时；又其次者，过时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补过于来时。”[22]这是他希望朝廷能从这次事变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此文流传甚广，名称亦多，它同稍后夏燮所撰《中西纪事》一书，在当时都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从《圣武记》的撰述到《道光洋艘征抚记》的撰述，尽管时间上相距很近，但作者的确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即后者把“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作为“富国强兵”的重要问题提了出来。作者的这个思想，在其所撰《海国图志》一书中，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近代史学萌生过程中，《海国图志》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外国史地的巨著。对于魏源来说，这不仅跟他早年辑《皇朝经世文编》及经学研究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跟他的上述两种著作在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这部书，是确立了魏源在中国近代史学上之突出地位的代表作。此书原刻为50卷，后增为60卷，复又增为100卷。据咸丰二年（1852）古微堂重刊定本所载，有魏源写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60卷本《原叙》和写于咸丰二年（1852）的100卷本《后叙》[23]。《海国图志》是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并受到林则徐的鼓励而撰述的。魏源《原叙》一开始就写道：“《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以《四洲志》为基础，博采中外文献，尤其是最新一些西人论著、图说，编撰一部系统的世界史地及现状的著作，的确是开创性的前驱工作。魏源又明确指出此书同以往的“海图之书”的区别是：“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这是中国历史撰述上的一大变化，是近代史学萌生的特点之一。
魏源在《原叙》中郑重指出了撰述《海国图志》的目的，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24]有很高政治声望的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时，“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等做法，影响了一大批注重世务的士人。鸦片战争的经过及其结局，使魏源进一步认识到，要富国强兵、有效御侮，不仅要内修政理，还要学习外国长技。从历史观点来看，这是中国史家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获得的新认识。这个事实进一步证明，中国历代的优秀史家，总是能够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回答历史和现实所提出的迫切问题。
《海国图志》60卷本包含18个方面的内容，魏源《原叙》对每一方面的内容均有概括性说明；后增为100卷，亦大致未超出这些方面。它们是：《筹海篇》（卷一至卷二），《各国沿革图》（卷三至卷四，咸丰二年本总目作《海国沿革各图》），《东南洋海岸各国》（卷六至卷十，总目作《东南洋海岸之国》），《东南洋各地》（卷十一至卷十八，总目作《东南洋海岛各国》），《西南洋五印度》（卷十九至卷三十二，总目作《西南洋诸国》），《小西洋利未亚》（卷三十三至卷三十六），《大西洋欧罗巴各国》（卷三十七至卷五十三，总目作《大西洋》），《北洋俄罗斯国》（卷五十四至卷五十八，总目作《北洋》），《外大洋弥利坚》（卷五十九至卷七十，总目作《外大西洋》），《西洋各国教门表》（卷七十一，总目作《南、西洋各国教门表》），《中国西洋纪年表》（卷七十三，总目作《中西纪年通表》），《中国西历异同表》（卷七十二，总目作《中西历法同异表》，编于《纪年表》之前），《国地总论》（卷七十四至卷七十六），《筹夷章条》（卷七十七至卷八十，总目作《筹海总论》），《夷情备采》（卷八十一至卷八十三），《战舰条议》、《火器火攻条议》、《器艺货币》（卷八十四至卷一百，这三个方面，总目无分类标目，卷目上亦无“货币”字样，但在卷九十四《西洋技艺杂述》中引《澳门杂录》有关外国货币及其与中国白银比值关系的文字）。以《原叙》中所概括的这18个方面，同咸丰二年刊本总目相比较，一是可以看出100卷本大致保持了60卷本的结构，二是可以看出作者增补、修订的情况。
在中国史学发展上，《海国图志》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作为一部系统反映世界地理、历史和现状的著作，是前所未有的。作者从亚洲、澳洲、非洲、欧洲、美洲依次展开叙述，反映了东方学者的世界眼光，这跟欧洲人之以欧洲为世界中心大为迥异。第二，当中国史家真正从具有近代意义“开眼看世界”时，便首先面临着“御侮”的问题，这在中国历史学的撰述主旨上，是一个重大转折。因此，《海国图志》开卷就是“筹海”之议：议守，议战，议款。作者在《筹海篇》起首写道：“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款夷之策二：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25]这里讲的“自守”、“攻夷”、“款夷”，跟古代史学上经常讲到的皇朝与皇朝的更迭、皇朝自身的盛衰得失有所不同，它讲的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即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是中国生存的环境，所谓议守、议战、议款，都以此为出发点。本书卷七十七至卷八十为《筹海总论》，系作者所辑有关撰述、章奏，可与卷首《筹海篇》3卷比读、参照，益见作者撰述本书之主旨。第三，《海国图志》中，讲科学技术的卷帙，占了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这在以往的历史撰述中也是罕见的。本书从卷八十四至卷一百，其卷目依次是：《仿造战船议》、《火轮船图记》、《铸炮铁模图记》、《仿铸洋炮议》（含《炸弹飞炮说》、《炮车炮图说》）、《西洋用炮测量论》（上下篇）、《西洋炮台记》、《西洋自来火铳法》、《攻船水雷图记》、《西洋技艺杂述》、《西洋远镜作法》、《地球天文合论》（5篇）。这些，虽多属于攻守之器，但都与近代科学技术相关，是作者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方面。
但是，作者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撰述思想在本书中的反映，不论其自觉认识程度如何，当不限于科学技术方面，这在卷八十一至卷八十三作者所辑《夷情备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辑内容，涉及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等，其中多有中西比较的言论。如卷八十三所辑《贸易通志》，其中有这样的话：“中国以农立国，西洋以商立国，故心计之工，如贾三倍。”同卷所辑袁德辉翻译的《法律本性正理所载第三十九条》中有这样的规定：“英吉利王无有巴厘满衙门会议，亦不能动用钱粮、不能兴兵，要巴厘满同心协议始可。”在作者看来，“夷情备采”的范围，原是很广泛的。道光二十八年（1848），徐继畬撰有《瀛环志略》10卷，也是讲世界历史、地理、现状的著作，但其在“御侮”、“自强”意识上，不如《海国图志》鲜明。
《海国图志》在道光三十年（1850）传入日本，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明治维新运动的发展，从而在中国东邻的历史上扮演了喜剧的角色。它在自己的故乡，虽也产生了广泛的思想影响，但毕竟未能成为历史喜剧的角色，这说明史学之反作用于社会，仍然要受到社会条件所容纳的或所提供的限度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