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李守常（大钊）所著《史学要论》一书的出版为标志。此书讨论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对人生态度的影响等关于史学的重大问题。此前，由于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重要影响，以及他所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研究历史的任务》等文章的广泛影响，《史学要论》的这一历史性地位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迅速发展。首先是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在中国开辟了人们以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历史的道路。其次是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展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发展。再次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通史、社会史、思想史等领域，产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尽管它们还有一些可待商榷的地方，但这一思潮的方向和气势无疑显示出了中国史学的新活力。最后是1938年翦伯赞出版《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对“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应性”、“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等问题一一予以阐述。作者在全书最后写道：“人类创造历史，但不能完全依据主观的意识自由地创造出来，而必须要以其主观的意识顺应着历史的必然，即客观的情势，才能创造出来。所以当着今日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为了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争取有利的客观环境，加强主观的创造作用是必要的：因而对于作为指导现实斗争的最高原理的历史哲学，也就有其重要性。”[34]从《史学要论》到《历史哲学教程》，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理论形态上的重要发展。侯外庐在1946年指出：“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35]这一段话，大致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成为中国史学思潮的主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发展变化出现了新的态势。一方面是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历史发展认识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是史学界通过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辩难，唯物史观同中国历史结合的程度更加紧密了。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主性意识进一步提高。我们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各种史学思潮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但相互间也并不是没有任何联系的。郭沫若在1929年写道：“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振玉）、王（国维）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36]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新历史考证学之间是有联系的。周谷城在1944年讲到“创造中的新史学”时，一方面指出：“整理史料，乃创造新史学所不可忽视的基本工夫。直至最近，又有疑古辨伪之风，此殆可视为乾嘉以来考证风气的继续。”一方面又指出：“在疑古辨伪与考古求真的过程中，纯粹史学或史学方法论，亦有作者，如梁任公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是也。”[37]这是把疑古辨伪、考古求真同“新史学”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各种史学之间，毕竟又有很大的不同，以致有根本性质的区别。因此，当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逐步深入探讨时，这种不同和区别就更加凸显出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主性意识也就随之而增强。1956年，胡绳在《历史研究》上发表长篇论文《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论现代中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观念》，对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做了分析。作者在此文的最后写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科学，就因为它是彻底消除在历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保障人们无病无灾的灵符，而是引导人们克服各种困难而正确地前进的指针”；“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也同样会失足落到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陷阱中去”[38]。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见识和睿智，他所担心的人们“掉以轻心”的事，果然被他言中了。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中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于主流位置的条件下，逐步滋生起来对马克思主义做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理解和运用的错误倾向，同当时政治上的“左”的倾向相结合，形成史学发展中的一种违背历史主义原则的史学思潮。这一思潮的影响几乎涉及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作用：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被片面地加以解释；二是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受到严重挑战；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权威性被严重损害。1962年，翦伯赞发表《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文，强调“历史主义是重要的”，“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39]，并对此做了精辟的分析。可惜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此文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十年“**”，无史学可言。“**”结束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三十多年来，中国历史步入新的时期，中国史学也得以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历史发展的生机给史学发展带来了活力，中国史学在思想领域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从史学的演变来看，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历史考证学。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过一段萎缩之后，此时更加丰富了自身的内涵并在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此点已如前述。
——“当代新史学。”从80年代初开始，西方史学论著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而关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论著在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对青年史学工作者有较大的吸引力。198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姚蒙编译的《新史学》一书，此书收入了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等人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些代表性论著。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史学界中一种研究取向。此书书名为《新史学》，书中所收入的最重要的一篇论文是勒高夫的《新史学》，我们姑且把这一研究取向称为“当代新史学”，以区别于20世纪初年兴起的“新史学”思潮。勒高夫等人的《新史学》有这些特点：一是不赞成传统的“政治史”的研究，而主张研究经济史、社会史、文明史；二是提倡“长时段”研究以及“心态史学”、“计量史学”等[40]。这些特点在当代新史学思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在这一思潮影响下的研究前景，尚有待于成果的积累和理论的阐说。
——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拨乱反正，纠正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和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史学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居于主流地位。从史学演变的深层来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思的任务和进取的任务都是十分艰巨的。黎澍在评论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时指出：“一九七九年历史学界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个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摆脱了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神枷锁，逐步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他又指出：“一九七九年，历史学界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开始抛弃过去那种简单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使实事求是的学风逐渐得到发扬。”[41]其间，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史学理论研究对象问题、其他一些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既是这一史学主流演进的标志，又推动着这一史学主流的发展。同年，白寿彝发表《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新的创造，他指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工作，得出新的结论，就是发展。要求理论上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要求发展，停滞不前，让理论僵化，那不是马克思主义。”[42]197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以这一主旨来指导历史研究的。唯其如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有鸿篇巨制问世，展现出中国史学的光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