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春秋时期史事的撰写及口述流传，是战国时期历史学的重要成就，其中尤以《左传》最为突出。战国时期历史学其他方面的成就，一是开始注意到对历史做贯通的考察，二是对于当代历史巨变的关注。前者如《竹书纪年》和《世本》，后者如《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
《竹书纪年》是战国后期魏国人所撰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是现今所知中国史学上最早的具有通史性质的著作。但这样一部重要著作，自战国后期作为魏襄王的随葬品埋入地下，至西晋初年出土，历时570余年，却不为世人所知。它是司马迁所不曾见到的重要史书之一。
《竹书纪年》的出土，据《晋书·武帝纪》载：咸宁五年（279）冬十月，“汲郡人不准（不准，人名——引者）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56]这十余万言的古书竹简装成数十车送至京师，经束皙、荀勖、和峤、杜预等人整理、研究，得文献75篇（内中7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改写成当时流行的隶书文字。其中，《纪年》12篇[57]，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竹书纪年》原称《纪年》，亦称《古书纪年》[58]、《汲冢纪年》[59]。北魏郦道元注《水经》征引此书时使《纪年》与“竹书”连用，于是乃有《竹书纪年》之称。所记内容，起自夏、商、周，迄于战国后期。于西周、春秋、战国，不分记各诸侯国事，独记晋国（起自殇叔：公元前784—前781），韩、赵、魏三家分晋后又独记魏国，至魏襄王（哀王）二十年（公元前299）而止，称襄王为“今王”。此书记事，自庄伯十一年后用夏正，编年相次，文意近似《春秋》。据此，前人多认为它是魏国史书，并可由此推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60]。但此书既可用于随葬，说明它不一定是正式的国史，而是魏国史官的私人撰述。
《竹书纪年》开编年记事之通史的先河，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开创性成果之一。同时，它对于订正其被埋没期间所问世的有关古史著作，有重要的价值。研究过此书的学者如杜预、束皙、司马彪等，对此都十分重视。《晋书·束皙传》举例说：“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61]《晋书·司马彪传》记：“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谯）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62]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南宋以后，《竹书纪年》一书亡佚不存，于是辑佚本渐出，内中以朱右曾辑录、王国维辑校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较好，得佚文428条，为学者所重视。
《世本》也是通史性质的著作，久佚。《汉书·艺文志》著录：“《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但从今存《世本》佚文来看，这书下限已写到战国之末的秦王政、魏景湣（愍）王午、赵王迁，并称赵王迁为“今王”[63]，说明它是一部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写到战国末年的通史。《隋书·经籍志二》谱系类云：“汉初，得《世本》，叙黄帝已（以）来祖世所出。”这是完全把《世本》当作世系之书看待。但从《世本》的内容及表现形式来看，它并非只是记“祖世所出”的世系之书。现在我们对于《世本》原先的结构，已难以尽知，从后世诸家征引来看，它有“帝系”，有“本纪”，有“世家”，有“传”，有“谱”，有“氏姓”；有“居”，记都邑宫室；有“作”，记器物制作发明、典章制度创制。[64]可见《世本》是包含了多方面内容和多方面体裁的通史著作。尽管这还处在创制的起始阶段，不可能是很丰富的和很完备的，但其撰述思想和编撰格局，却显示出先秦史学至此开始出现了一种走向综合的发展趋势。这是前所未有的。
关于《世本》的作者，《汉书·艺文志》说是“古史官”，这是很笼统的说法。今按《世本》佚文称赵王迁为“今王”，而对与赵王迁同时的燕王喜、秦王政、魏景湣王午等则均不称“今王”。这一细微的差别，虽还不能肯定《世本》出于赵国史官之手，但却至少为这种判断提供了思考的线索。《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论教导太子的话，其中有“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的说法。韦注云：“世，谓先王之世系也。”但从学习“世”可以起到“昭明德而废幽昏”的作用，其内容当不限于“先王之世系”。楚国的“世”和《世本》是不是近似的著作，还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不过这倒证明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诸侯国拥有《世本》或“世”这样的史书。从《世本》内容的广泛性来看，非史官不得及此，但又超出了史官的职守范围。准此，《世本》一书可大致认定是赵国史官的私人撰述，而其中包含了对前人历史撰述的综合。
《世本》在唐初已佚三分之二；南宋时其书不传。清代学人有种种辑本行世，而以雷学淇、茆泮林两种辑本比较严谨。近年有《世本八种》印行，集清人《世本》辑佚之大成。
《竹书纪年》和《世本》二书虽仅存部分佚文，但它们作为先秦史家撰述通史的一种尝试，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是值得重视的。同这种追寻历史踪迹的兴趣相对应的，是对于现实社会巨大变动的关注，《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正是从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反映出当时人们的这种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
《战国策》是一部很特殊的史书，它的主要内容是记战国时期各国说客辩士的策谋权变及政治、军事大事和各国关系。这书为战国时人所撰，亦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于战国末年初步裒辑成编，后经西汉刘向重新整理编次，厘为33篇，定名为《战国策》。今存《战国策》33卷（含497章），与刘向校订后总数相符。其编次是：东周1卷，西周1卷，秦5卷，齐6卷，楚4卷，赵4卷，魏4卷，韩3卷，燕3卷，宋、卫1卷，中山1卷。这个编次是根据南宋姚宏注本排定的，是否与刘向校订本完全相符，已不可尽知。[65]
刘向在《战国策》叙录中，对这部书的整理经过、主要内容、时代特点和历史价值都有扼要的说明。他指出，这书原系皇家中秘所藏，“错乱相糅莒”，原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脩书》。他以国为别，以时相次，除去重复，写成定本；认为这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筴（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从刘向的观点来看，他是把秦统一后的一段历史也划入战国了。但本书所记最晚之事，是《齐策》中记齐王建朝秦后的齐人之歌和《燕策》中记燕灭之后的高渐离事，还不及“楚、汉之起”。
关于《战国策》的时代特点，刘向认为：战国之时，“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上述所谓《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脩书》种种策谋长短之说，就是这个时代特点的反映。刘向以“战国策”名书，一表明了历史时代，二表明了书的内容，应当说是恰如其分的。刘向还对这部书的历史价值提出看法，认为：“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66]这是从具体的历史特点和当时政治、军事斗争的实际需要以及安危存亡之所系，肯定了本书的历史价值。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刘向所论，可谓得其大体。如果说《左传》是反映春秋时期历史面貌的重要史书，那么《战国策》就是反映战国时期历史特点的重要文献。
《战国策》也是以记言为主的著作，比起《国语》来，它更善于把记言跟生动的叙事结合起来；《战国策》在写辞令方面的成就，也有超出《左传》的地方。如《秦策一》记苏秦以连横说秦惠王事，既写了苏秦关于“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的说词，也写了他“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的遭遇，以及后来以合纵说赵王被采纳所产生的影响与其自身所受的殊荣，从历史大事到世态人情都写到了。如《赵策二》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事，主要是写赵武灵王同肥义的对话，写公子成、赵文、赵造反对胡服骑射的言论和赵武灵王对这些言论的驳斥，但也写出了胡服骑射这一措施制定的过程及其推行之初的艰难。《战国策》写辞令，善于铺陈形势，阐述利害，意在打动和说服对方，这跟《左传》写辞令多意在申辩，在气势上有很大的不同。如《秦策一》记司马错与张仪为伐蜀、伐韩事争论于秦惠王前，最后是司马错分析伐蜀“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伐韩“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的得失利弊打动了秦惠王，起兵伐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赵策三》记：秦出兵围赵都邯郸，魏安僖王出兵救赵而畏秦不进，并派将军辛垣衍至赵通过平原君建议赵王尊秦为帝，以换取秦的退兵。当平原君犹豫未决之时，说士齐人鲁仲连通过平原君会见辛垣衍，反复陈说“梁（按魏亦称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的道理，终于打动了对方，“于是，辛垣衍起，再拜谢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去，不敢复言帝秦。’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这些，都把辩士的说词写得有声有色，有一种滔滔不可挽回的气势。
《战国策》在叙事上富于变化。有的写得委婉屈曲，于末了处方见事情的结果，如《齐策四》记冯谖客孟尝君事；有的着意烘托气氛，在极度紧张的环境中反而写出了人物心态的平衡、安详，如《赵策四》记触龙说赵太后事。《战国策》有比较多的篇幅记战国“四公子”即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的政治活动，并着意写他们的好士、养士以及这些游客、说士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生动地反映出战国时代社会风气的特点。《战国策》中所记人物，比起《左传》来，涉及更广泛的阶层，这是战国较之春秋，历史在发生更加剧烈变动的一种反映。
《战国纵横家书》在内容上不及《战国策》丰富，所涉及史事的时间限于战国中后期，也不及后者那样囊括整个战国时代，但它仍有很高的价值。第一，它多为第一手原始资料，因而更真切地反映出战国中后期的重大史事和社会特点。第二，它的27章中有17章不见于《战国策》，因而可据此补充或订正后人对于战国史事的记载。关于这本书的性质，有人说是《战国策》的前身，有人说是战国纵横家言的一种选本，但从前引刘向所撰叙录来看，说它是刘向定名为《战国策》的别本当更为贴切。
战国时期还有多种撰述，对于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和史学发展也是很重要的。如《山海经》博取资料，记载山川、道里、物产、风俗、帝王世系、历史人物、奇禽异兽、神话、传说，保存了相当多的可信的很古老的历史资料。如《尧典》和《禹贡》（它们是《尚书》里的两篇）所表现出来的辽阔的地域和“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九州攸同”、“声教讫于四海”的思想，当是现实历史发展趋向的反映。如礼书《仪礼》和《周官礼》，关于对古代社会贵族阶层重大活动的记述，关于当时人们对于理想社会秩序的描述，都保存了丰富的社会史资料。还有诸子著作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思想，以及对于历史知识的运用等。这些，都可以从史学史的兴起上反映出它们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