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观念的丰富
随着历史的进步，人们的认识活动逐步活跃起来。在这个基础上，人们的历史意识不断加强，对历史的认识和解释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念。这些历史观念虽然都带着古朴和粗糙的特点，但却显得十分丰富，显示出史学兴起阶段的生气。
这个时期出现的不同的历史观念，就其在历史认识的性质上看，有进步的，也有保守的，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它们都是人们在认识历史过程中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而每一种历史观念，也都毫无例外地要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受到检验，在人们的社会实践认识活动中不断受到检验。
这个时期的历史观念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的趋势，即人们已经逐步从“天命”决定人事的巨大阴霾下走出来，立足于人事审视社会现象和自身命运。这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一经开始，便不可遏止。
这个时期的历史观念的发展，以《左传》、《国语》所反映的春秋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以及孔子的历史观念为中介，上接殷、周时代的“天命”观念，下启战国时代各种历史观念的纷纷提出，显示出清晰的发展脉络。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其中包含着历史观念的“争鸣”[68]。在各种历史观念中，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怎样看待历史的变化，另一方面是怎样看待历史变化的动因。
关于前一个方面的问题，主要有这样几种历史观念：
——复古史观。《老子》书所宣扬的“小国寡民”思想，是这种历史观念的代表。它认为：“执古之道，以语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已。”[69]“小国寡民”就是这种“执古之道”的具体表现：
小国寡人，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70]
这种对一切物质生产、发明创造都表示漠视，要求人们都回到野蛮、愚昧的状态中去的观点，是典型的历史复古论。在秦国是否要实行变法的辩论中，杜挚所坚持的“法古无过，循礼无邪”[71]，本质上也是这种复古史观。从发展趋势来看，这种历史观念，在战国时代是越来越不得人心了。
——循环史观。此即通常所说的历史循环论。
历史循环论是战国时期的阴阳家提出来的。阴阳家接过了西周末年、春秋时期出现的阴阳五行说的形式，灌注了唯心主义的神秘的内容，把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四时、五行说，蜕变为唯心主义的五德终始说。阴阳家的著作大多佚失，《汉书·艺文志》著录了战国晚期这一学派的有关论著目录，而《吕氏春秋·应同》则保留了比较完整的五德终始说的内容，可以引为例证。[72]其文曰：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73]
按照这个理论，每一个朝代的兴起，上天都将发出预告，而受命的帝王将按这一预告来判断与这一朝代的“德”，即土、木、金、火、水五德中的相应位置。而五德循环，终而复始，一个一个的朝代就这样兴亡更迭。
——变易史观与朴素进化论。复古史观和循环史观并不否认历史的变化，但前者反对进步，主张回到蒙昧时代去；后者则认为历史的变化不过是循环往复，终而复始，不承认历史的进步。在诸种历史观念中，变易史观与朴素进化论，是最具有时代精神和进步意义的历史观念。孔子是看到历史变化同时也看到历史进步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74]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75]商鞅从政治的角度阐述历史变化的观点，指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人只是“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可见，“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因为历史在变，人们的“立法”、“制礼”也都要因“时”、因“事”而变。商鞅的历史观念，对他在秦国实行变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孟子在讲到远古历史时，也是看到历史的变化和进步的，他依次讲到尧、舜、禹、后稷、契等所做出的努力，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76]
《周易·系辞》包含丰富的变易思想，对古代变易史观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它提出：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77]
尽管这里讲到了“天”，讲到了取法“乾”、“坤”二卦，有些神秘色彩，但这里主要在讲历史，讲历史上的古今变化法则，即穷、变、通、久的道理。这段话在历史观念的发展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明确地指出了：第一，由于时代的递进，要求人们改变旧的文物制度，使人民不因拘守旧制而感到倦怠；第二，这种变化是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的，人民便于适应；第三，《易经》所总结的就是这个道理，事物发展到极致的程度，就要变化，变化才能通达，通达才能继续进步、保持长久。这几点含义，可以说是“通古今之变”思想的渊源。
所谓穷、变、通、久的思想传统，“变”和“通”是其核心。《周易·系辞上》对其反复解释：“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78]；“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变”、“通”，都是在运动中进行或实现的。它反复称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79]，这就是《易经》的“以动者尚其变”的精神。它又进而解释“变通”和“通变”的含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通变之谓事”[80]。总起来说，“变通”、“通变”是跟天时、人事相关联。而“变通”也正是包含有因时而变的意思，即“变通者，趣时者也”[81]。这同“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82]的意思是一致的。《易传》讲穷变通久，讲变通、通变、变化的思想，十分丰富，对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对历史的变化与进步的认识，进而促进了人们对历史进程之划分阶段的朦胧认识。这些认识虽然是简略的、粗糙的和带有猜测性的，但它们毕竟反映出了人们对社会历史之演进本身具有阶段性区别的见解，这对于人们历史观念的发展无疑是重要的。
在先秦、秦汉间的历史文献中，有关历史进程的朦胧认识的言论甚多，而所论的中心问题亦多殊异，但都或多或少反映出了对历史进程之阶段的见解。《韩非子·五蠹》说：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83]
这里所说到的，有“上古之世”，有“中古之世”，有“近古之世”，有“当今之世”，而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都有“圣人”应运而生，为民众做了好事，受到民众的爱戴。“当今之世”也会出现“圣人”的，称为“新圣”。历史就是这样演进的。这种把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而每一个阶段又都包含着不同的内容和见解，是对于历史进程的极重要的认识。有阶段，也有进步，这在当时是难得的历史见解。
《礼记·礼运》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里说的“大同”、“小康”的区别，比起上引“上古”、“中古”、“近古”之间的变化，要具体得多了。“大同”、“小康”所描述的，本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有本质区别的历史阶段：“大同”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以前的状况；“小康”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以后的状况。大致说来，这里所描述的两个阶段，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之前和产生之后的两种有本质上差别的社会状况。这种朦胧的认识，包含着真理的成分。
关于历史进程的初步认识，还见于先秦、秦汉间的许多其他历史文献，有的本书下面还会讲到。从上面的论列来看，在中国早期历史观念中，思想家、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见解。其意义在于：第一，从大多数有关的见解来看，认为社会历史存在着从蛮荒到开化、从无“礼”到有“礼”、从“无君”到立其行君道者的发展过程，这是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第二，“上古”、“中古”、“近古”、“今世”等概念的提出，说明人们在认识和解释历史的过程中，包含着朴素的历史分期的观念；这个观念超乎于传说人物和朝代兴亡之上，把历史作为一个可以划分阶段的整体来看待，尽管它是朦胧的，表现为萌芽状态的，但它确实是被人们提出来了。
中国史学上的许多历史观念，都可以从先秦时期找到它们的萌芽，它们最早的发展形态。这里所讲到的，只是其中几个比较突出的方面。
关于后一个方面的问题，即怎样看待历史变化的动因。对此，当人们摆脱“天命”史观后，主要有两种历史观念：
——圣王史观。这在本质上是英雄史观，古代史学家、思想家多受到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在这个时期，墨子的思想是有代表性的。[84]
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且以为若此，则天下之乱也，将属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将属可得而定也。若以为不然，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85]
这是把社会的“治”，都归结到“圣王”的身上，于是墨子的“尚贤”思想不禁又黯然失色了。
——重民史观。春秋时期，重民思想已经滋生，看到了民众在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中的作用。战国时期，这种历史观念有了进一步发展。孟子和荀子是这方面的代表。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86]“民为贵”的思想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基础。他的这种重民史观，在先秦时代实在是光彩夺目。在孟子之后，荀子进而指出：“善生养人”、“善斑治人”、“善显没人”、“善藩饰人”，谓之“四统”。“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四统者亡而天下去之”[87]。这是充分肯定了民众在治乱得失中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