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经过漫长的胚胎、萌芽、生长时期，终于勃然兴起了。这个兴起的标志，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在对历史的认识上，人们初步完成了从历史是神的安排到历史是人的活动这一认识的过程。由于夏、商、周王朝的更迭、盛衰，人们对神和天表示怀疑了，而对人事有更多的重视，这在《左传》中有相当明确的反映；而《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中，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人们所关注的是土地、人口、物产、权变、谋略、暴力等。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发展了。尽管天命史观还会继续起作用，但它已无法逆转人们对历史认识的这个发展趋势。这是先秦时期人们在对历史的认识上所迈出的有重大意义的一步。与此相关联的，是产生了历史变化和进化的观点，这种观点同历史不变与今不如古相对立而成为战国时期变法活动的理论根据之一。
第二，在对史学的认识上，人们初步提出对它的社会功能的一些见解，即以史为鉴的见解，“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见解，“疏通知远”（通过了解历史而认识历史前途）的见解，并在运用历史知识于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成果。这样，史学活动也就最终摆脱了神职的羁绊而真正成为世俗社会的活动；与此同时，它也从王侯宫廷扩大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
第三，在史学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上，已初步出现了多种体裁的历史撰述，其中编年体史书和记言体史书已获得相当的成就，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以及典制体也都出现了萌芽的形态，还出现了历表、谱牒、地图，等等。多种体裁之综合运用的初步尝试也开始出现了。有的史书在文字表述上已有较高的成就。
第四，在对待史学活动的认识上，“书法无隐”的精神受到高度的赞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君举必书”和对于重大史事的记载已成为制度；修撰国史，受到普遍的重视；博采古今，综合诸家，这一史学发展的新的趋向已显露端倪。
[1] 茅盾：《神话研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0页。
[2] 《韩非子·五蠹》，陈奇猷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85页。
[3] 《周易正义·系辞下》，《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6页。
[4] 班固：《白虎通》卷二，陈立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1页。
[5] 《商君书·画策》，蒋礼鸿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7页。
[6] 《淮南子·修务训》，刘文典集解，冯逸、乔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30页。
[7] 《左传·昭公元年》，杨伯峻编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10页。
[8] 《论语》第八《泰伯》，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4页。
[9] 《淮南子·本经训》，刘文典集解，冯逸、乔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54～255页。
[10] 《毛诗正义·商颂·玄鸟》，《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22页。
[11] 《国语》卷四《鲁语上》，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6页。
[12] 关于涿鹿之战，一说是：“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按一说即炎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逸周书》卷六《尝麦》，《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81～783页。
[13] 郭沫若对中国青铜器时代的断代可为佐证，他认为：中国的青铜器时代，“上起殷末，下逮秦、汉，有周一代正是青铜器时代的极盛期。”参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2页。
[14] 罗振玉编：《殷虚书契前编》二.六.六，1913年。
[15] 《鬲攸从鼎》，《中华法学大辞典·法律史学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第227页。
[16]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1页。
[17] 分别见《尚书》各篇，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9、179、257、131、252～253、261页。
[18]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杨伯峻编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6页。亦见《国语》卷四《鲁语上》，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53页。
[19] 《左传·僖公七年》，杨伯峻编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18页。
[20] 《左传·襄公二十年》，杨伯峻编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55页。
[21] 《左传·昭公二年》，杨伯峻编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26～1227页。
[22] 《国语》卷十三《晋语七》，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45页。
[23] 《国语》卷十七《楚语上》，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1页。
[24] 《国语》卷十八《楚语上》，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58页。
[25] 李德林：《答魏收书》，《隋书》卷四十二《李德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197页。
[26] 《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27] 《国语》卷十七《楚语上》，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8～529页。
[28] 参见《尚书·康诰》，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0页。
[29] 参见《尚书·召诰》，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8页。
[30] 《尚书·酒诰》，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2页。
[31] 司马迁：《史记》卷三《殷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35页。
[32] 参见《尚书·梓材》，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6～179页。
[33] 参见《尚书·多士》，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5～211页。
[34] 参见《尚书·无逸》，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4～221页。
[35] 参见《尚书·立政》，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4～253页。
[36] 参见《尚书·君奭》，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3～231页。
[37] 参见《尚书·多方》，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3～242页。
[38] 《论语》第三《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页。
[39] 孔子是否修《春秋》或作《春秋》，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今据《孟子·滕文公下》记“孔子惧，作《春秋》”；司马迁《史记》记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十二诸侯年表》序），“乃因史记作《春秋》”（《孔子世家》）等，孔子据旧史而修《春秋》是可信的。
[40] 今传本《春秋》下迄哀公十六年，与《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不合，后二年当系后人所续。
[41] 今传本《春秋》约为16500余字，流传中脱漏1400余字，参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页。
[42] 《左传·隐公三年》，杨伯峻编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24页。
[43] 《左传·成公十四年》，杨伯峻编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70页。
[44]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340页。
[45]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46]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42页。
[47]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340页。
[48] 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2页。
[49]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杨伯峻编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92、398页。
[50] 《左传·成公十三年》，杨伯峻编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62～863页。
[51] 《左传·襄公十四年》，杨伯峻编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07页。
[52] 《左传·襄公十一年》，杨伯峻编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94页。
[53]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78页。
[54]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于六艺类《春秋》家后序称：“《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按：指周之末世，系战国中期——引者）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5页。
[55] 参见《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释文》，载《文物》1977年第1期。
[56] 咸宁五年，《晋书·束皙传》作太康二年，《隋书·经籍志》作太康元年，均不取。雷学淇《竹书纪年考证》认为：咸宁五年是出土之年，太康元年是上于帝京之年，太康二年是命官校整之年，可备一说。
[57] 《晋书·束皙传》作13篇，与下文总数不合，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当为12篇，此亦与《束皙传》所记总数相符。两《唐志》均作14卷，亦误。又，《隋志》记总数为87篇，今据《束皙传》所记。
[58] 杜预：《春秋左氏传后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703页。
[59]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司马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42页。
[60] 参见杜预：《春秋左氏传后序》、《晋书·束皙传》、《隋书·经籍志二》古史类小序。
[61] 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一《束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32页。
[62]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司马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42页。
[63] 分别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引、《史记·魏世家》索隐引、《史记·赵世家》集解引。赵王迁元年为公元前235年，距秦之统一仅14年。
[64] 参见茆泮林辑：《世本》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65] 参见《战国策》点校本“重版说明”及“标点说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66] 刘向集录：《战国策笺证》卷首《刘向书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页。下引此书，不一一作注。
[67] 唐兰：《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长沙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战国纵横家书》附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23～126页。
[68] 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1～322页。
[69] 《老子·十四章》，朱谦之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5～56页。
[70] 《老子·八十章》，朱谦之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07～309页。
[71] 《商君书·更法》，蒋礼鸿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页。
[72] 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史纲》上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第111页。
[73] 《吕氏春秋·有始览》，许维遹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84页。
[74] 《论语》第二《为政》，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22页。
[75] 《论语》第三《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页。
[76] 参见《孟子》卷五《滕文公上》，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24～126页。
[77] 《周易正义·系辞下》，《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6～87页。
[78] 《周易正义·系辞上》，《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0页。
[79] 《周易正义·系辞下》，《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3、76页。
[80] 《周易正义·系辞上》，《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6页。
[81] 《周易正义·系辞下》，《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3页。
[82] 《周易正义·贲卦·彖传》，《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7页。
[83] 《韩非子·五蠹》，陈奇猷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85页。
[84] 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4页。
[85] 《墨子·非命下》，吴毓江校注，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23页。
[86] 《孟子》卷十四《尽心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24页。
[87] 《荀子·君道》，王先谦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