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统一和意识形态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秦灭六国，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嬴政建帝号，称始皇帝，废分封，立郡县，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实现了全国政治统一。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极为重大的变化。秦祚虽短，然两汉继起，垂四百年，其政治统一局面，实创于秦而成于汉。秦汉的政治统一，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这种政治统一给予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推动了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在先秦时代已经产生了。[1]西周人的观念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孔子是极力主张用周礼来维护这个一统的政治格局的，所以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孔子思想的最重要的继承者孟子，处在战国纷争的历史时代，更具有明确的一统的主张。如《孟子·梁惠王上》记：“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这里，问对双方都是针对当时各国纷争的局面说的，所以“定于一”是强调政治上的一统。后来荀子提出“一天下，财万物”[4]的论点，似乎就不限于政治上的一统而包含更丰富的内容了。诚然，先秦时期的一统思想，从根本上看，是要一统于周和周的礼乐制度，这是显而易见的。如在先秦时期为口述史，而在汉初写成定本的《春秋公羊传》，就把这个思想表述得十分清楚。《公羊传》隐公元年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它在解释《春秋经》所记“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时，首次提出了“大一统”的概念，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对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5]但《公羊传》的“大一统”终归还是要一统于周，其文公十三年记：“然则周公之鲁乎？曰：不之鲁也。封鲁公以为周公主，然则周公曷为不之鲁，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从当时的历史形势来看，希望天下一统于周或周礼，都是不现实的，“《公羊传》在政治思想上的矛盾，正是战国时期社会矛盾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它的大一统思想，是一种羞羞答答的思想”[6]。
战国末年，随着统一趋势的日渐明朗，意识形态领域中大一统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秦灭六国前不久，相国吕不韦以秦之强，延揽士人，“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7]。《吕氏春秋》的撰写与先秦诸子之书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它是聚众人所著，“集论”而成，旨在“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以往人们多称其为“杂家”，其实，它是伴随着政治上统一趋势而出现的意识形态上综合百家的反映。它的一统思想在书中多有明确的表述，如“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指出“一耳”、“一心”、“一众”、“一力”的重要，“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8]。又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9]可见，《吕氏春秋》的一统思想，是从政治统一的需要出发，提出了思想统一的要求，用“执一”、“不二”结束先秦百家群议。不久，秦始皇在政治上实现了大一统，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是，秦始皇用“焚书坑儒”的办法来推行思想上的大一统却是错误的，这成了秦皇朝遭致速亡的原因之一。
西汉的继起，才真正巩固了政治上的大一统，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大一统思想也在这一时期最终形成并确立起来。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这一发展过程，主要反映在刘安（公元前179—前122）主纂的《淮南鸿烈》（亦称《淮南子》）和董仲舒撰写的《春秋繁露》二书中。《淮南鸿烈》适应汉初“与民休息”、“清静无为”政策的需要，以崇尚道家的面貌出现，实则杂糅先秦道、儒、法、阴阳等诸家思想，使之归于一统。它开宗明义地写道：“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冥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10]在它看来，道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变化无穷，以生万物；道家的理论真是至高、至深、至广。但是，它又反复讨论“阴阳之气”、“天时”、“地利”、“君人之事”、“战胜攻取之术”、“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总万方之指”，等等。是以自谓：“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穷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11]这清楚地表明，《淮南鸿烈》以道家统一先秦百家的主旨，以适应当时的政治统一和基本国策。
值得注意的是，试图以崇尚道家而同时兼容先秦百家进而达到统一思想目的的，并不限于《淮南鸿烈》。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前110）也曾做过大致相同的努力。他在《论六家之要指》一文中开篇就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这是借《易大传》的论点，以说明先秦诸家思想对于“为治”都是有用的，其区别只是在于“有省不省耳”。这同《淮南鸿烈》自称“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的气势是一脉相承的。他在分别论述阴阳、儒、墨、名、法诸家短长之后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又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故能究万物之情”，“故能为万物主”。在司马谈看来，道家确实是很高明的。他的可贵之处，是对阴阳等诸家做了具体分析，并按自己的见解予以扬弃。这使人们更清晰地看到：此时，先秦百家互相渗透、趋向统一的发展形势。
刘安和司马谈都是汉武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40—前87）的人，其时，西汉皇朝在政治上的大一统已发展到空前的程度，它在思想上的大一统则是由当时著名的思想家董仲舒（约公元前179—约前104[12]）最终完成的。董仲舒以治《春秋公羊传》名于世，司马迁称他：“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13]董仲舒在汉武帝时以贤良对策，阐发《春秋公羊传》的思想，“武帝览其对而异焉”，故董仲舒乃得连上三策。他在第三篇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4]董仲舒根据当时的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的情势，发挥了《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提出以“六艺之科孔子之术”来巩固政治上的一统和实现思想上的一统。董仲舒所阐发的大一统思想，集中反映在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中。他反复论述的主旨是：社会是一统的，天人是一统的，而天子（人君）则是天人一统的中介。其大一统的具体模式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15]或者换一种说法：“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16]质而言之，就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17]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里的第一个皇帝，但他并没有建立起这一套大一统的理论。汉武帝虽然也对《淮南鸿烈》表示欣赏[18]，但他还是接受了董仲舒的以“孔子之术”为核心、以天人合一为理论根据的大一统思想。这对汉武帝和董仲舒来说，都不是偶然的。《汉书·董仲舒传》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至此，在秦汉皇朝政治一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思想一统的局面。这是当时的大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影响巨大而深远。[19]
秦汉时期的史学，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发展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