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皇朝在建立之初，都面临着如何巩固统治的问题，从而也面临着如何总结历史经验的问题。由于它们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这个时期史学的发展，甚至也影响到它们自身的巩固与否。
秦始皇完成统一事业之后，在总结历史经验上有一个重要的成功之处，就是认识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所以他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不为封国而为郡县。此后五六年间，秦始皇巡游各地，所到之处，刻石记功，不再讨论历史经验了。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由于博士齐人淳于越对仆射周青臣的批评，竟酿成了“非秦记皆烧之”的史学悲剧，而且兼及《诗》、《书》、百家语。这些，都被认为是“天下书不中用者”[20]。次年，又坑诸生460余人。于是，无人再敢道及秦国以外的历史。秦始皇用这种粗暴的办法干预史学，并没有真正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却给史学的发展造成了灾难。
刘邦建立西汉以后，起初也不曾想到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但他很快接受了陆贾的建议，“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21]。可以想见，刘邦君臣为巩固政治统治而如此重视总结历史经验，这在当时是何等庄严、深沉而又富有生气的场面！《新语》的主要内容，是向刘邦阐述了这样一个历史经验：对于天下，“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22]它强调古今的联系、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认为：“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23]它在很多地方讲到秦朝灭亡的教训，如“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24]它还批评秦朝统治者的“骄奢靡丽”之风，认为应从中总结出这样的经验：“民奢应之以俭，骄**者统之以理”，这就是孔子说的“移风易俗”[25]。它认为秦朝“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这是“所任非也”[26]，等等。《新语》作为汉初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的政论和史论，对当时和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汉文帝时期的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和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晁错（？—前154），都是继陆贾之后的西汉著名政论家，而且都有论著传世[27]。贾、晁的思想渊源，前人分别归于儒法两家，但他们所发表的政论和史论，大致上都是跟陆贾一脉相承的。贾谊的著作中，有许多总结秦何以亡、思考汉如何兴的名篇，前者如《过秦论》，后者如《治安策》。贾谊认为，秦亡的历史教训，归结起来就是“不知守成之数，得之之术也”[28]。他在《过秦论》中反复阐述了这个道理。他指出，秦之所以能够“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四海养。天下之士，斐然向风”，是由于这样一个客观形势造成的：“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这就是说，秦的统一是有它的合理性的。而当“秦南面而王天下”，“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之时，如能认真总结历史经验，“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那就未必会很快出现“倾危之患”。但是，秦却“其道不易，其政不改”，仍然推行它在统一战争中的那些政策，“故其亡可立而待也”。这就叫作“取与守不同术也”，或谓之“攻守之异势也”[29]。贾谊的这些见解，跟陆贾说的“以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是相通的，反映了他们在这个重大历史经验上的共识。
贾谊从总结历史经验中提出关于兴汉的建议，涉及许多方面。其中，有两条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是关于刘姓诸王的封国问题。他从汉初异姓诸侯王封国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这样一个认识：“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因此，“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30]。第二，是关于“以侈靡相竞”的世风问题。贾谊认为，秦国在发展过程中，“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返）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以致酿成“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凌衰”的社会风气；汉兴以后，“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因此，他提出皇帝本人要亲自过问“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31]的事情。这跟上文提到的陆贾所说“奢侈者则应之以俭，骄**者则统之以理”的主张，又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贾谊所处的时代，世风“侈靡”的严重性更为突出罢了：“以出伦逾等相骄，以富过其事相竞！”[32]史家班固说：“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33]其实，不仅仅是移风易俗方面，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面，汉文帝也采纳了贾谊的建议。
晁错总结历史经验的言论，在他的少量佚文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其中以《举贤良对策》和《守边劝农疏》最具代表性。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根据汉文帝诏策提出的问题：关于“明于国家大体”，他“以古之五帝明之”；关于“通于人事终始”，他“以古之三王明之”；关于“直言极谏”，他“以五伯之臣明之”；关于“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他“以秦事明之”。关于“秦事”，他首先分析了秦之所以“能兼六国，立为天子”的原因，继而又剖析其“末途之衰”的根源和表现：“任不肖而信谗贼；宫室过度，耆欲亡极，民力罢尽，赋敛不节；矜奋自贤，群臣恐谀，骄溢纵恣，不顾患祸；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法令烦惨，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上下瓦解，各自为制。”[34]这是从秦皇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造成了“天下寒心”，讲到“奸邪之吏”又乘机胡作非为酿成“上下瓦解”的局面，进而讲到“绝秦之迹，除其乱法”的重要。值得注意的是，晁错对诏策中提出的诸问题，都是以史“明之”；而对于“五帝”、“三王”、“五伯之臣”，是作为正面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对于“秦事”则着重强调了它的历史教训。这是意味深长的。晁错关于“守边备塞，劝农力本”的建议，也是在总结秦时“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35]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汉初统治者和一些思想家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在当时政治统治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对后世史学家也有很大的影响。司马迁说：“余读陆生（按：指陆贾——引者）《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36]班固引用刘向的话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37]司马迁说晁错是“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38]的人，班固也称赞晁错“锐于为国远虑”[39]。这里，刘向论贾谊的话，是极有代表性的看法，他道出了当时“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确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为着巩固这种政治统治而重视于总结历史经验，这两个因素对秦汉史学尤其是汉代史学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成为推动史学家们创造新的史学的思想动因和政治动因。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和班彪、班固父子的史学活动，都是在这种动因的支配下展开的。
司马谈临终前跟其子司马迁有一段诀别之言：“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显然，在这里，司马谈是强调了“海内一统”和“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后来，司马迁在回答别人的问难、申述自己的作史志向时也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40]这些话表明了他是多么看重“汉兴以来”的历史，也显示出他作史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班氏父子的史学活动在政治目的上，同司马氏父子并无本质的区别。但是，前者对于汉史的重视，着重点并不在于总结历史经验，而是力图提出一种理论，以证明汉皇朝存在的合理性和稳固性。所以班彪著《王命论》，论证所谓“刘氏承尧之祚”、“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宣扬“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班彪在本文中指出刘邦成功的原因有五条，前三者分别是“帝尧之苗裔”、“体貌多奇异”、“神武有征应”，看来都当归于“神器有命”方面。班固继承了《王命论》的思想，以“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皇矣汉祖，纂尧之绪，实天生德，聪明神武”[41]为宗旨，而奠定了他的史学活动的基础。
司马氏父子和班氏父子的史学活动，是政治大一统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开创了空前的史学规模，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建立起两座丰碑：《史记》和《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