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马迁撰《史记》
时代造就了司马迁和他的辉煌的史学事业，司马迁本身也具备了致力于这一事业的主观条件。
司马迁（公元前145或前135—约前90[42]），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前110）在汉武帝建元、元鼎年间（公元前140—前111）任太史令。司马迁幼时“耕牧河山之阳”，从事轻微的体力劳动。10岁开始诵读“古文”，即指先秦时期人们用当时的字体书写的历史文献。他的启蒙老师，想必就是他的父亲司马谈。这种家学渊源对他后来的治学道路有极深刻的影响。司马迁随父亲到了长安以后，曾经向著名学者孔安国请教关于古文《尚书》的疑问，又随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学。董仲舒的学术思想对他后来的治学道路也有深刻的影响。
司马迁生活在富庶、强盛的汉武帝时代，20岁上他开始进行广泛的漫游和考察活动：“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43]这次漫游和考察所得，是他后来撰述活动的很重要的准备。接着他被任为郎中，奉命到过巴、蜀以南，以及邛、笮、昆明等地。这对他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历史，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太史公职而不得从行，愤懑而死。临终之前，以史事嘱司马迁。司马迁决心完成先人未竟事业，这成了他终生的志向。三年后，他被任为太史令，从而有机会遍读皇家藏书，为撰史工作做了文献上的准备。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司马迁参与制定的“太初历”完成。此后，他即着手于一生中最辉煌的事业：撰述《史记》。
然而，历史所赋予司马迁的，并不都是可以昂首阔步的坦途。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他因李陵事的牵连而受腐刑。这是司马迁一生中最大的转折。在这严重打击并“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的奇耻大辱面前，司马迁以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前哲为榜样，认为他们留下的著作是：“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44]这位伟大的史学家正是从历史中汲取了力量，不顾流俗所讥，决心把撰述《史记》的工作继续下去。正像他后来在致故人任安书中所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45]他在忍辱负重中，终于撰成了《史记》这一历史巨著！
时代造就了司马迁；司马迁也以自己的才华、鉴识和毅力所凝结的成果，回报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间亦有称为《太史公记》、《太史公》、《太史记》者，至东汉末年荀悦《汉纪》、颖容《春秋释例》乃直称《太史公书》为《史记》[46]，由此相沿至今。《史记》共130篇，52.65万字，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47]。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史记》乃公开面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所补，虽不无缺憾，然亦无损全书风貌。